选战硝烟已然散尽。虽然结果颇富戏剧性，但一次大选可能只是政治版图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小站，数十年来持续的政治走向不会改于一朝一夕。左派大可尽情欢呼新版罗斯福新政曙光已现，美国政坛的左右互搏却远未尘埃落定。

2004年约翰·克里的失利对于自由派来说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面对一场臭名昭著的战争和一个威信尽失的总统，美国人却令人费解地选择了继续。痛定思痛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试图寻找答案，这其中就有伯克利的认知语言学跨界天王George Lakoff。

Lakoff以研究隐喻（metaphor）闻名。在他看来，人类思想史就是不断寻求更合适的隐喻的过程。我们习惯于把复杂的现象通过隐喻装进我们所熟悉的世界里进行思考。比如，把抽象的学术争论比作“战争”（“论战”），以至于用一整套衍生自“战争”的概念来描绘理论之间的“攻防，”把文字言辞称作“矛与盾”、“匕首和投枪。”隐喻成为了我们赖以组织思维的框架（frame）。我们通过他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依此判别善恶、美丑、对错。为什么学术讨论时常充满“火药味”？也许“战争”这一根深蒂固的隐喻功不可没。如果发表不同意见被理解为“进攻，”除了“奋起反击”还有什么办法？这么看来，充满人身攻击的学术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话语往往是隐喻的集中地。这也是Lakoff近些年大胆涉足政治的原因。在他看来，美国右翼近几十年来屡占上风的关键，就在于其苦心经营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并以其为框架将其核心价值观和政策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利用其政治机器将它深深植入了美国人的意识中。这个框架就是所谓的“严父道德观。”（strict father morality） 它的构造是这样的：

首先，人们总是用“家庭”这个隐喻来理解自己的国家。比如把建立国家的人称为“国父，” 把战场上的士兵称作“儿女，”把旁边的国家成为“邻居，”或者“朋友。”以此为基础，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归根结底变成了他的家庭伦理：他对国家政策的解读通过“家庭”这个隐喻被转化为他对家庭关系的理解。而“严父道德观”的核心就可以被概括为以下这段话：

“外部世界永远是危险的，因为有邪恶存在。外部世界同样是残酷的，因为它充满竞争。善恶之分是明确的，赢家和输家也会永远存在。而作为一个严父，它应该：

  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家庭，

  在一个严酷的世界中为自己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教育自己的孩子分辨善恶是非。 ”

作为一个严父，管教孩子明辨的方法就是惩戒。因为严父享有绝对的道德权威（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此他具有惩戒（包括体罚）的资格。而通过惩戒，儿女学会了自律(discipline)，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做恶。好孩子通过自律而自立，丰衣足食；坏孩子因为不自律而要依赖他人，饭来张口。

这套深深植根于福音教派哲学的理念经由James Dobson这样的明星牧师发扬光大，并成为凝结一整套右翼政治哲学的强力粘合剂。在社会政策上，“严父道德观”成为反对一切社会保障体系的认知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家庭中的“儿女，”富足的人因为自力更生，便成为了“好孩子，”他们的成功是自律和服从规则（play by the rules）的结果。与之对应，穷人便是家里面的“坏孩子，”他们的失败是缺乏自律的表现。依照这个逻辑，社会保障用富人的钱去保护穷人，便是对好孩子的“惩罚”和对坏孩子的“骄纵。”它不仅帮不了穷人，还会“惯坏”这些“坏孩子。”一个“严父”要做的正好相反。他应该尽量不干涉自强自立的那些孩子，而应该狠狠惩戒那些坏孩子，让他们知道不自律不努力的苦头。与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税收政策也因此被纳入了这一思维框架中。右翼的减税主张通过“tax relief”这两个字眼轻松而有力的呈现出来。它暗藏了一个“负担”（burden）的隐喻，把所有税收都归为一种“压迫”和“惩罚”而需要得到“解放。” 这个隐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政治禁忌。毕竟，谁敢去反对“解放”纳税人呢？社会政策左倾如奥巴马，竞选时也要与对手死拼谁减的税多。而北欧式的高税收高福利，在美国人眼中简直就是苏联和纳粹！ Lakoff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最有力的地方，一旦你抢先通过隐喻建立了某种思维框架，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 无论你在“tax relief”前面加上多少个anti, 税收永远都会被视作一种“负担。”

在外交上，“严父道德观”为单边主义的鹰派政策扫清了障碍。既然严父是一个家庭的绝对道德权威，并且有惩戒的权力，那么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面，谁应该是“一家之长”呢？自然是经济和军事最为发达的美国，因为“发展程度”总是与“发育程度”相连，因此发达国家是家庭中的“成年人”和“长者，”发展中国家便成为了家里的“晚辈”和“小孩。”因为外部世界善恶分明，国家又可以被称为“流氓”（rogue state）和“恶棍”（evil axis）。通过这一连串隐喻的转换之后，再看看联合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在一国一票的基础之上，它岂不是一个大部分由“未成年人，”外加一堆“流氓”和“恶棍”组成的俱乐部？作为“严父”的美国如果在行使其权威之前还要咨询他们，那还成和体统？这就是布什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通过“请假条”（permission slip）这个字眼所引发的连串隐喻。美国攻打伊拉克不需要联合国的授权，因为长者不需要向小孩递交请假条！

政治隐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思维框架非常难以打破。正如Lakoff所指出的那样，当事实与一个人业已形成的思维框架相冲突的时候，被扔掉的往往是事实，而不是框架。所以当戈尔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地告诉美国公众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些事实。因为在他们脑中，戈尔这个名字早已与党派政治的所有负面隐喻相挂钩，挥之不去。面对这样的局面，Lakoff们正在推动一场话语层面的夺还战，其口号便是“Re-frame。”他们认为不能穿着对手设计的鞋子与对手抗争，而要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如果税收之前被比喻为“负担，”那么针锋相对的策略不应该是反对“减负，”而是引用另一个隐喻把它定义为一种“投资，”对未来更好的公共服务所进行的投资。如果“严父道德”被用来为瓦解社会保障和推动鹰派政策张目，那么对付它的办法并不是向克里那样在其之前冠以一个anti了事，以至被视为“软弱可欺，”而是重新构建一套“慈母”价值，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哺育，”对其他国家的“倾听。”

我们无可避免地生活在隐喻之中。对政治隐喻的认识具有双重意义：除去可以在政治话语角力中抢占高地，它或许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被引导、操弄和煽动。与前者相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墙上赫然贴着今年的样票。。投票方法很诡异，是用铅笔把一个断掉的箭头连起来。

总统这一栏。。 无党派的Ralph Nader赫然在目，另外还有绿党的候选人。
通常两大党之外的候选人因为没钱很难为人所知，不过并不妨碍他们的名字被印在亿万张选票上。
2000年，老牌消费者权益斗士Ralph Nader号称抢走了1%的票，间接导致戈尔拜选。

议会选举同时进行。。

投完票拿到一张小贴士。。

实际上，这种投票方式在选举史当中是一个很晚近的发明，而且它也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直到1891年，肯塔基州的选民还是通过喊叫（viva voce）来投票的。现代意义上的投票（在私密的、隔绝的、受保护的小空间里通过由政府提供的选票进行选举）直到1856年才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出现。在这之前，投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1859年发生在美国大选日的一件事情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巴尔的摩的民主党商人带着自印的一打选票去投票点的途中，被敌对党（American Party）的一群人持枪围攻，结果他逃跑了，间接导致民主党的众院候选人败选。后来国会的调查结论是：“一个有普通勇力的男人应该可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到达投票点。”言下之意就是这是一个懦夫，不算。那时候，选票都是由各党自印的，或者是登在报纸上让人剪下来。投票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公开政治宣言，很有可能在你投票的时候旁边就站着十数个敌对党派的彪形大汉，没点儿“普通勇力”还真是没法去投票。甚至于向选民提供信封这样的提议在美国都被辩论了很久。“私密的投票”这个概念所引发的争议现在看来可能令人难以理解。可是听听弗吉尼亚人John Randolph的质问吧：“秘密的投票会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小人的国家。有哪一个诚实的男人会羞于公开他的选票？”英国大儒John Stuart Mill更为雄辩，他说：“投票绝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种委任。如果它是一项权利，那你又怎么能责怪人们出卖自己的选票呢？每一个男人的选票都应该是公开的，就像每一个议员在议会的投票一样。如果一个议员可以秘密地投票，我们有怎么能信任他？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将自己的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1872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采用“澳大利亚式”投票。1896年，美国四十五个州中的三十九个采用了这种方案。* 一张小小选票，代表了一场仍在进行的宏大社会实验。它没有既定路线，也不应该有什么终点。但选择加入这场实验，需要一点勇气，一点智慧，和一点耐心。

*以上选票趣事都来自Jill Lepore, "Rock, Paper, Scissors," The New Yorker, Oct 13,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