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所修课程的关系，得以有机会走访遍布华盛顿的各种政策机构，除了政府部门（如EPA, USDA等）和环保团体 (如NRDC) 之外，另一种通常被称为“智库”（Think tank）的存在值得在此作一番探究。既然素材大多来自浮光掠影的直观印象与短小谈话，不妨称之为“初探”（言下之意就是各位轻拍：D）。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国家机器不能被明目张胆地被用来为某一种意识形态摇旗呐喊，那么观念要想上升为意识形态就必须经过一个互相竞争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三十年来华盛顿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类智库就是这种激烈竞争的现实体现。这一局面也彻底转变了“智库”单一的政策建议职能（如早期的兰德公司仅专一于国防领域），而使其成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全能政治机器，一旦开动，铺天盖地。

这一切据说始于三十年前，保守主义在美国所遭遇的寒冰迫使美国保守派意识到培养适合保守主义的社会土壤的重要性，并开始卧薪尝胆，着力在“朝廷”之外打造保守主义的政治基石。一批肩负此历史使命的智库应运而生。他们鼓吹自由市场，宣传“小政府”，呼唤新教价值观，并通过在学界、商界及政界的运作，使之上升为一套严密、强势而权威的话语。而与之相对的左翼言论，则越来越显得松散、自相矛盾和“业余”。拥有了这把编织得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保护伞，大财阀、宗教团体等保守派的政治同盟终于得以肩并着肩顶着风雨共同迈进。这一切看似“务虚”的努力也终于得以在九十年代转化为了实打实的政治现钞。看似风光的克林顿/戈尔政府面对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蛰伏多年之后的“伟大复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当选时信誓旦旦的议事日程被一件件击得粉碎。而保守主义的这一强势复兴直到今日还在延烧。

痛定思痛的自由派如梦初醒，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虽身在“朝内”，却败在“野外”。因此，即便晚了整整二十年，他们也要迎头赶上。于是，在今日华盛顿的政治光谱上，就出现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群雄逐鹿的局面。在光谱的右侧，有老牌的Cato、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乃至极右的竞争力企业研究所（CEI）等；在光谱的中间，则有声誉卓著的Brookings Institute, 卡内基基金会，而在光谱的左侧则有政策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等等。

在新近的左翼智库中，（或者称为“进步”[progressive]智库，“进步”是时下美国自由派和左翼人士的时髦标签，似乎他们已厌倦了“liberal”这个名字），美国进步中心（CAP）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这个2004年才刚刚成立的智库短短几年就已经飙升为华盛顿智库圈内的一颗闪耀的明星。它所覆盖的议题包括医保体系、核政策、能源环境政策等方方面面，所奉行的信条也就是近来“进步”人士所津津乐道的“大思维”（Think Big），也即跳出原先各自为战的框框，建立进步政治的大框架与保守主义相抗衡。而CAP近年来最出彩的一桩功绩，也就是与奥巴马合作提出的“混合动力汽车医保法案”（Medical Care for Hybrids），可以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大思维”的精髓。该法案的核心就是通过许诺由国家承担的全民医保，为底特律的汽车巨头减负，来换取底特律支持提高汽车的能效标准（因为这些厂商为退休职工所负担的医疗保险已经累积成为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庞大负担，成为了美国车厂截截败退濒临破产的一大原因）。通过一个法案，将推进全民医保、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重振美国汽车工业等数个议事日程捆绑在一起，建立如此多赢的局面，可见其智谋与雄心。

当然，在如今这个时代，光有“思维”是不够的。如前所述，观念若要胜出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鼓与呼必不可少。在这一点上，这些新派智库就极为舍得花血本。他们不仅进行传统的媒体攻势，像CAP甚至组建了自己的专业录音棚、摄影棚和社论部，以保证在每一个相关事件中都可以第一时间向各种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博客和播客这样的新近媒体也成为了各路诸侯争相抢夺的制高点。

CAP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创始人及主席是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幕僚长John Podesta，并有多位前克林顿白宫高官效力。因为这层关系，它得以在近年来吸纳了大笔来自“进步款爷”如盖茨及索罗斯等人的捐赠，资金充沛。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华府智库的另一大政治功用，也就是为暂时失势的政客提供蛰伏的场所。所以，每次白宫易主，便有大量“西翼”人士如流星般散落到华府各智库中隐居起来，而CAP更是被外界笑称为“流亡白宫”（White House in Exile）。

既然是临时避难所，这所里的诸公便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一旦白宫的新主人进驻，那些受到钦点的人便又有机会走上台面呼风唤雨一番。于是乎，避难所摇身一变成为一扇旋转门，穿梭来往的是同样的面孔，却是不一样的身份。

如今，白宫的新主人正在远处若隐若现地走来。这库门里的人们，算盘也都打得正紧。

始终保持着每天看水木十大以及新浪留言板的习惯，以表我在蛮荒之地心系伟大祖国的情怀。

看了之后容易有些感想。比如，我国大龄男女的婚姻问题已到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地步；婆媳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夫妻矛盾、妻奶矛盾、奶奶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下的次要矛盾；贴PP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

但间或也会有些不解。比如在讨论最近的雪灾时，有人自豪地叙述了自己在旅途当中“维权”的经历。大概让其意想不到的是，各位枉友不仅没有击节叫好，反而开始指责其“给ZF添乱。”有亡友更是愤愤地宣称，对这样的人应该当场击毙，因为在雪灾的情况下，国家完全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等一系列极端措施。于是乎，应者如云，众罔友开始兴致勃勃讨论如何具体操作这“紧急状态。”

我的不解在于，这“紧急状态”本是在极端情境下国家暂时剥夺公民某些宪法权利的特殊情况，并且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僭越而应受到严格限制*，怎么反而会有公民吵着嚷着要“进入紧急状态”呢？

与之相应成趣的另一件事，是关于是否应该禁止方言播音的争论。按理说，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说至少一种方言，保存方言存在的空间如果还抬不到“文化多元”的高度，好歹也算是“与己方便”的事情吧？可是，我们的妄友们却竟异口同声地为“消灭”方言叫好，并站在始皇帝统一度量衡的历史高度宣称，方言的存在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以及不利于“战时”的军事调度。

这是我国魍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伟大精神的体现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在一次咀嚼花生米的过程中，我悟到了此间奥妙（笑）。原来，并不是蚟友们无私，而是他们非常善于“换位思考。”而且他们从来不换位给电车老奶奶和盲人老爷爷，而是只与权力换位。换句话说，我国蛧友特别善于穿在权力的鞋子里想问题，以当权者的姿态总揽全局。权力有如鸡血，打一点到体内就兴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有权当场击毙”、“各大城市实行宵禁”这样的话语，说着就让人鸡血沸腾。 无怪乎大家都要争相以元首姿态发表看法了。方言的问题也是一样，众汪友考虑的绝非自己正操着的那些哼哼哈黑，而是高屋建瓴地站在“王”的角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种打了权力之鸡血的快感显然是强烈的。与“王”站在紫禁之巅的视角相比，作为芸芸众生的个体的权利，那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无非是“英雄”和“黄金甲”里面那些用来摆出各种宏大场面的面目模糊的人偶，是王权威仪的陪衬，哪有“上殿十步与王对饮”的气魄。 从这个视角里面看出来的历史，则必然是大一统的，是以“天下”而不是以个人为终极目的的，是随时要求个人牺牲的。

我们与权力的关系因而进入了一种颇为诡异的状态。一方面，这个社会对权贵是忌恨的，这种忌恨集中表现在对“别摸我”牌小汽车的某种符号化的仇视中。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对权力是崇拜的。这种崇拜就表现在如上所述的这些行为中，争先恐后地套上权力的面具，以权力的身份发号施令。这情境，颇有些像小孩趁父母不在穿西装打领带学大人讲话寻求暂时“掌权”的快乐。于是，这个社会对自身变革的可能性具有很狭窄的认识，看不到除了“夺权”以外的其它选项，比如通过对权利的张扬而对权力有所限制。无权的人沉浸在“等老子有权了看我X#@$&*你”这样的意淫当中，有权的人则肆无忌惮的实践着“我X#@$&*你”这一精髓。这种长期意淫的后果之一，就表现为对由权力所构建出来的“天朝史观”视若己出。对当今很多人来说，一个非大一统的中国并不是政治考量上的“不可接受”，而竟然是理念上的“不可想象。” 无怪乎有誷友会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如果没有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篱笆还是那条篱笆，狗还是那条狗啊。

有人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倒觉得长期奶水不足才是关键。祖国母亲对她的精神乳汁总是控制的很严，好不容易五四的时候营养好点，结果“救亡”压倒“启蒙”，吃进去一堆红色激素催长；好不容易抗战结束安稳一点，来点养分又给拿去“解放”了；好不容易新中国成立能来点“百花争鸣”牌奶粉了，结果又给没收拿去喂猪了；好不容易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了点甘霖滋润，又因为要的太狠被祖国母亲一怒之下给打残废了。

我们与启蒙一再擦肩而过，终于沦为万年留级生，躲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愤愤地重复着那句老话：“等老子有了皮筋儿，就做一弹弓砸你们家玻璃。”

* Exceptional State: Contemporary U.S. Cultu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一书分析了911以后,美国政府通过刻意营造"紧急状态"从而扩张权力的各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