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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i The Curious Case of Sonia Sotomayor 大概任何总统提名的任何一个最高法院法官,无论他/她看起来多么完美,都可能引起另一派人马的不满。所以，奥巴马提名拉丁裔女法官Sonia Sotomayor顶替即将退休的David Souter在最高法院的席位引致右翼抱怨这件事本身就像狗咬人一样，不算新闻。 有趣的是这次抱怨的内容。两位引领美国右翼风向的大佬级人物，掀起1994年“共和党革命”的前众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愤怒的白种男人”代表、电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同时向奥黑的提名人开大炮。由头是2001年Sotomayor在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自己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拉丁裔妇女的经历，使她能比未经历过这种生活的白种男人做出更好的判断。这个说法被两门右炮轰为“种族主义者。” 这大概是近期最令人惊艳的一个炮弹了，以至于我必须停下手中的筷子，转过头去向电视机里那个满脸怒容的电台胖男人致敬（默哀？）两秒钟，然后回过头来体会这其中华丽靡废的逻辑。 在谈论美国政治中已近乎规定动作的左右互搏时，两派观点的可预测度之高已入催眠之最高境界。所以偶有极具超越性的表现（如奥巴马的费城演说），或极其拧巴的思维，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大呼过瘾。这“种族主义者”一说就属于后者。但拧巴归拧巴，它底下所暗藏的那种世界观却值得刨坟开棺，好好赏玩赏玩。 这个说法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不能仅以一个人的种族来判断其能力、禀赋、水平。如果白人不能因为你是拉丁族裔而认为你能力低下，那你也不能因为对方是个白人就认定他不能履行法官职责。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理直气壮！可是隐藏在这个逻辑背后的前提条件，是这两个人本身是完全平等的个体，种族只是他们的某项不同属性，仅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谁拿肤色人种说事儿自然有“种族主义”之嫌。可是为什么俩衣着光鲜的盎格鲁撒克逊男性白人新教徒一脸委屈地指着一个拉丁妇女投诉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这件事情看起来这么滑稽？因为现实世界不是太平盛世。种族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张能力考查表上中性客观的备选框，白人黑人拉丁人都能往上打勾。它无可否认的是一种历史现实，是仍旧顽强存活在美国社会的既定权力结构。它的一边是享尽优越特权的白人，另一边则是一出生就陷入各种不利境地的有色人种。 承认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就不会荒唐地把一个弱势族群的人所发表的对强势族群的挑衅（战）性言论误认为是“种族歧视。”因为这完全混淆了两方的尊卑高下。它更多的是一种抵抗（resistance）, 是处于弱势一方在不公正的权力结构中对压迫所做出的回应。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时骂的“日本鬼子，”总不能说是小兵张嘎在歧视东条英机吧？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它所反映的那种强弱之间的动态关系却是恰当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拒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仍然健在。在他们的眼中，市场是自由的、竞争是公平的、规则是健全的，总之，“世界是平的。”在这平等的幻象之下，产生了一种非常牛逼的sense of entitlement：我这一路私立中学、普林斯顿、老爸哥们儿的律所、老妈姐们儿的投行这么干过来，全都是因为老子聪明肯干有能耐！正如敏锐的人看到的那样：“这屋里的自我感觉能够照亮整个曼哈顿。”在这种选择性无视的指导下，任何一点旨在缓解社会不公的努力都被视为一种抢劫，乃至于法西斯。照顾少数族裔入学找工的Affirmative Action被认为是要“惯坏一些人；”提高高收入阶层所得税3个百分点就被骂成“社会主义；”增加学校种族多元性的举措还要被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称作为“基于种族的歧视。” 这么看来，倒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比他们所憎恨的左派更相信乌托邦。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自己那个玲珑的想象乌托邦里面，不管华盛顿触目惊心的种族隔绝是如何近在眼前，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既自由又平等。在那里。他们一边捞得脑满肠肥，一边还能娇声抱怨：不许碰我的奶酪，你这个种族主义婊子！  17 mai 无法归类的西岸残片阴郁的下午,在西雅图华大的某个号称"包工头办公室"的小屋里就着窗外天光看杂志，看到一种奇怪的病：截肢癖(apotemnophilia)。 得此症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皆有一抹不去的强烈欲望，就是想把自己的某条健全的肢体割掉。连应该从哪条线开始往下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总是觉得那支臂膀或腿脚让自己不自在，以至于在街边等车或搭乘地铁时，都强烈渴望把它伸出去，让它被撵得骨肉不存。 承了弗洛伊德衣钵的心理学家总认为这种欲望又是某种被压抑了的性欲的曲折表现，但所有患者在访谈时都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们对截肢的需求现实而具体，一点儿闷里巴骚的暧昧都没有。于是，有明白人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大脑里有一块区域存放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投影（body image）。当我们的肢体受到外界刺激时，相应的部分便收到信号：我的左腿被狗咬了，或者我的脑袋被驴踢了。但这个存放着身体投影的区域并非你硬盘里的隐藏分区，病变或先天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个投影的完整性。当这幅投影缺乏一条左腿时，大脑对于来自现实左腿的信号就无所适从了：左腿变成了一种"过度存在"（over-present）,各种敌意和拒斥油然而生。 与之对应的另一种病症则是截肢病人经常能感受到的“幽灵肢”（phantom limb）。即便在截肢以后，他们仍能感受到那条肢体的存在，仿佛是在一个别扭的位置被卡住了一样难受。这种感觉甚至强烈到可以杀人。很多截肢病人因不堪忍受幽灵肢的折磨而自杀。这多半也是那残存的身体投影惹的祸。而且大脑的自我调节能力惊人，那条失去的肢体留下的感官空位经常会以某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被填补上。比如当负责脸部触觉的神经元占据了那里的时候，截肢病人的脸部就发展出了对应于那条肢体的感受带，抚摸脸庞如同触摸手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本应是最确凿无疑的事。可大脑中一份残缺的投影竟有可能将这种最切身的现实化为一片虚幻的"幽灵," 以至于我们不能判断自己的手脚是否仍然健在。所谓“现实”的脆弱可见一斑。 “你还记得萨丕尔-伍尔夫假说么？”屋里的神人抬头幽幽一问。当然还记得那个关于爱斯基摩人与雪的美妙假说：语言决定了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实。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大量形容不同种“雪白”的词汇，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北极的冰天雪地绝不是我们眼中单调的茫茫一片。反之，如果语言中缺乏用来描述某种现实的语汇，人就很难真正想象、理解和掌握那种现实。 更有甚者，在面对朋友拔枪自杀后脑浆四溅的悲惨场面时，第一反应竟是买来立拍得将此场景拍下，否则便无法"come to terms with" 这一残酷现实。拍下照片之后，他仿佛在心里为朋友的死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的抽屉，使他终于可以以某种方式面对（不面对？）它，从而获得某种慰藉。 其实，body image也好，语词也罢，它们不正是我们脑中的无数只抽屉么？我们把看到的、听闻到的、触摸到的那些碎片分门别类，放进这些贴着各种标签的抽屉，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大睡而去。如果有物件无处安放，我们就要焦虑不安，心神不宁，或产生自我怀疑：“莫非是我太愚蠢？”；或干脆大声否定：“这东西绝不是真的！” 通常来说，这抽屉分得越多越细，抽屉的主人往往就越渊博多闻。面对他人看来摸不着头脑的奇闻轶事奇谈怪论，他总能气定神闲地找到它们所对应的位置。这有点像一个优秀的图书馆管理员，坐拥一座也许是由库哈斯设计的分类妥贴的世界级图书馆，任何稀世奇书都不在话下。不同抽屉之间的联动也能带来意向不到的奇特效果。传说纳博科夫所看到的每一个字母都带有不同的颜色，皆因为他脑中分管阅读与颜色的抽屉相隔过近乃至发生了勾连。艺术家中多有这种现象，所以他们敏感。这对于寄望于“培养”艺术细胞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这沮丧就像我在西雅图及旧金山的两家现代艺术馆中所感受到的那样：那些颜色、线条和形式永远对旁边的那个家伙更make sense。 将现实归类的能力固然赋予人力量与自信。然而这自信若过了头，便又容易变成一种智力上的懒惰甚至傲慢。我见过这样的聪明人，遇到一件事物，便脱口而出：“啊，这不过是民族主义！”、“喏，这无非是儒家价值的典型表现。”、“切，这只是精英政治的常态！”透过这貌似充满智慧的宣言，你仿佛看见一双快手，三下五除二地把一堆物件分门别类扔进各个抽屉，然后不屑再去多看一眼。殊不知，那无处安放的东西也是财富，积攒到一定数量，甚至可以到为其另辟新抽屉的程度。Thomas Kuhn所说的Paradigm Shift，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能认识到这种怠惰与傲慢，并在治学时转而秉持一种谦卑与自省，这固然是好事一桩。它无非要求一个人审慎地把所接触到的东西分类，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那些并不一定能承装下世间万物的抽屉，并坦然面对那“无处安放”的一切。但这时若能更进一步，追问那些试图将每个人内心的抽屉标准化的努力，那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的经营者们正是这样做的。当他们使用“People's History,”“Stolen Continents”或“Commodity Aesthetics”这样的标签来将图书分类时，他们不仅是在显示自己藏书之全。这是一种挑战。或者，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在撼动你的思维（mind-shaking），让你不再想当然地认为这世界上只有王侯的历史或者维纳斯的美学。拥有抽屉是一种权力。但必要时，砸碎它们才能迎来崭新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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