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岸的伦敦出了一本新书，叫北京Coma。 作者我并不熟悉，从名字的拼音来看，应该是我的本家。不过，这本书所受的关注程度表明作者在欧美的阅读圈子里还颇有影响力。也难怪，作为直接呈现十数年前某一事件的厚重长篇，在某运会临近之前面世，自然可以引来西人驻足。远东经评直呼作者为“中国的良心。”用记忆对抗遗忘，这种昆德拉式的战斗固然值得尊敬。这年头人的记忆比内存条刷的还快，良心这东西，狗想吃都吃不上，全他妈给屏蔽了。可是什么是记忆？记下符号、信条与情绪就是记忆吗？倒是有些评论一针见血：他只关注那个单一的社会。仿佛他的脑子里只装下了他转身离开时瞬间定格那个时代、事物与人。评论者将他与东欧的流亡文学作者们并列，并认为常常是那些时代成就这些作家，而非相反。他们只需用朴拙的社会现实主义手法捕捉那些本身就已足够丰富而戏剧性的事件，无论单个人物塑造如何苍白，都足以撑起一部可读的作品。看来西人里也不乏门儿清的主。

我大概是不会拾起这么一本六百页的大作了。一般来说事先知道要说什么的作品都不是有趣的作品，无论其目的是多么崇高。对那个时代的纪念越来越纪念碑化了，就像某烨的某和园。为什么80年代最末一年的春夏之交就只剩下可以被肆意挥霍的烦躁情绪、神经病一样的大学女生和狗日的诗人？为什么那个时代必须被浓缩在某个校园和某个广场并且伴着某几声枪响被打包zip然后贩卖？也许北京Coma中的主人公对当下中国的态度最有说服力：对他来说，“这十几年来所涌现的新事物，流行乐、出国潮和互联网，都分散了对那场事件的注意力（distraction）。”这难道不是对这本书、这一类书或者这一整套纪念模式的最好注脚吗？对当下中国的彻底麻木，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兴趣，并乐于用最刻板的论调把所有一笔勾销。仿佛这些新事物本身除了依附于那段僵死的记忆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这不仅是流亡所带来的病，也为很多西人所沾染，挥之不去。

这种麻木带来的往往就是缺乏思维活力的单调产品，为人为文皆是如此。史景迁曾说，这个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篇章。我至今仍然觉得这是一个西人对中国最优雅的告白。它不涉及对具体是非功过的评说，却鸟瞰整个历史进程，内中包含的是一个智慧的人不灭的情感与好奇心。这是一个活着的社会，一段活着的历史，是只有亲身在其中搏命才能体会其酣畅淋漓的。这让我想起某晓波，这个当年逆风飞行，在最敏感时刻从美国跑回北京的人，事件之后从未离开，十多年里虽数次入狱，却自始至终对公共事务保持“在场”的状态，从辱师门到韩寒，依旧笔锋犀利毫不避讳。比起那些在自由的伦敦和华盛顿的书房里堆砌着自己围墙的人，他在北京的围墙里自由戏水，与时俱进。北京Coma的主人公是一个因某事件而瘫痪在床的人，这明显是种隐喻，但所指却并不清晰。无论如何，北京没有瘫着，中国也没有瘫着。以Coma指涉当下的北京，远不如甲亢、磕药、打鸡血来得贴切实在。这一点，也许只有认真地混迹在这个疯狂国度的小市民们才能体悟。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拎着一盒7-11的盒饭从朝阳门走回东四十条。站在横跨东二环的天桥上向北看，是近乎魔幻荒诞的新保利大厦和底下的滚滚车流。不知为何，这个场景成为了我对北京最深的记忆。艾未未说东京的建筑展现出一种近乎暴力的未来主义，让他着迷。我觉得北京展现出的则是一种近乎未来的暴力主义。它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让你在一遍遍地对它冠以“狗日”、“大爷”和“JB”这样的称谓时，仍旧极度渴望再次投入它史诗般的泥泞。

06年世界杯之前看一英国老兄写的一篇东西，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说足球这玩艺儿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它与国家实力的相对脱节：这世界上足球玩得最转的不是美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西欧也就那样，英法德加起来才拿过几回世界杯。倒是南美的一众小兄弟玩得欢，间或还有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出来搅个局。最近的例子是伊拉克，一帮热血男儿为这个战火纷飞国已不国的地方捧起了亚洲杯。当然还有中国国家男猪，他们用整齐得如男模一样的身躯捍卫着这个英国哥们儿的狗屁理论：足球这东西，玩得转玩不转跟国家待不待见没啥关系。

这理论当然没什么学术价值，用来坐公车挤地铁时练脑力倒是恰如其分。按说它还是蕴含了一部分真理：我可以跟你打赌今年中国肯定能拿奥运金牌榜第一，但我死也不敢奢望中国男足能小组出线（或者小组不垫底）。这就是为什么说在中国，作体育总局的头头是喝了蜜（你见过哪个国家把奥运金牌看得比自家亲妈还亲的么），但你丫要是进了足协，那就是一脚踩进了史上最深的一坨屎（the deepest shit in human history），拔也拔不出来。举国体育的体制也许可以搞定110米栏，但就是搞不定那个几米见方的门框。少体校的深沟高壑居然敌不过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别说敌不过，中国培养出来的那些183俱乐部式的标准猛男甚至连给罗比尼奥这样营养不良的小黑仔舔脚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足球的伟大之处。

所有的奥妙都在这项运动天生的不确定性里面。在一个硕大的球场上同时呆了22个人，外加一个号称胜利12人的裁判（这项运动赋予裁判的自由度也是所有体育项目里所罕见的）。除非雷暴冰雹，足球一般来说是全天候进行的，雨战雪战是家常便饭。比起大部分其他体育运动—要不就是在室内、要不就是项网球这样下一点雨就停赛—足球受天气这样的非人为因素影响可能也是最大的。所有的这一切不确定性都是球迷的美梦，却是足球官员，尤其是中国猪协官员的噩梦。为什么呢？

耶鲁的政治学巫师级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其名作《Seeing Like a State》(“从国家的视角看问题”)中，系统分析了现代国家所进行的几个并不成功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工程，包括柯布西埃式的城市规划（如巴西利亚）、苏联的农村集体化和工厂化大农业在第三世界的推广。这些浩大工程的背后都有一套共同的逻辑，就是国家通过对复杂的既有社会现象的激进简化，达到自身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目的，但往往事倍功半。柯布西埃的城市规划用横平竖直的几何线条把城市变成一个个单一功能区，行政、生产、生活全部分开在固定的地方进行。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巴黎和罗马这样在统治者看来“混乱不堪难以管理”的城市，但他的几何式城市规划却因为代价太高（想象一下所有的道路都必须不考虑任何地理因素而修成直线所需要的炸山开路的成本），连斯大林都觉得过分。像巴西利亚这样为数不多的体现柯布西埃理念的城市，也因为严格的功能区划分而几乎沦为毫无活力的死城。同样的，苏联的农村公社化试图打破米尔制这样在统治者看来复杂而难以掌控的农村组织形式，换之以整齐划一的集体农庄为城市工业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但其结果却是农村生产率的大滑坡。第三世界的现代农业推广者们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他们嫌当地农民原本的复种、轮作等技术过于“落后，” 转而希望以单一化种植、产量至上的工厂化农业取而代之，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斯科特认为这些社会工程表现出了现代国家统治精英们的一种“傲慢与偏见，” 即认为普适的抽象知识比经验性的实用知识更高贵。所以柯布西埃的城市设计完全遵从横平竖直的几何原理，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原先的人文因素和地理条件是完全不相干的；苏联的集体化农村公社全都是由坐在莫斯科办公室里的官员遵从统一的规格组织起来的，完全无视这些村落原本的传统和组织架构；第三世界的那些农业推广站官员推行的是学院派的高产品种+化肥+农药的三合一公式，当地的地力、气候和耕作传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脱胎于书本与理论的抽象知识（episteme）固然是人类进步的结晶，但抽象知识对实用知识（metis）的傲慢霸权，却是许多看似宏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碰壁的关键。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口口相传、师徒相授的很多经验性的实用知识（如传统农耕知识）因为无法作普适化的抽象而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但它们恰恰是人们为适应极为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而发展出来的良药。依赖抽象化知识的“科学化管理”往往需要把复杂的社会现实改造成类似实验室的环境进行变量控制：农业生产只关注“产量”，天气、肥力、给水都是要被精确控制的变量。然而现实环境的复杂与多变常常使得“专家”不敌“老农，”成为被人讪笑的下乡支农“大学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其天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注定了是实用（metis）压倒教条（episteme），是老农压倒专家的，或者说是毛（泽东）压倒王（明）的。中国式行政足球的失败，恰恰就是一刀切式的“科学化管理”的失败。熟悉甲A的同志们可能还记得，每年开赛之前中国猪协都要搞海埂集训，还要搞什么体能训练，悠悠体测这样花哨的项目，令球员教练都叫苦不迭。在这些猪协官员的脑子里，足球这个东西只有一个产出，那就是“成绩”。而这个成绩是可以通过控制一系列变量来达到的，球员平均身高要高，最好是183，你丫要是179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球员跑得要快，百米速度统统给我进12秒；球员耐力要好，全场疯狗一样的抢逼围都不带喘的。于是乎，你看到一支像双汇火腿肠一样整齐的球队在场上梦游。猪协官员还特别喜欢搞集训。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联赛停了把火腿肠送到高原上关着烤，让他们玩各种很“科学”的小游戏：过桩、抢球、小组对抗，仿佛摆弄实验室里精壮的小白鼠。

可是真刀真枪的国际A级赛事所充满的变数，完全不是海埂的“实验室”可以模拟的。为什么大部分足球强国都有好的联赛或者足球“环境”？为什么贫民窟的街道上能出那么多罗纳尔多？因为足球这东西不是靠“控制变量”控制出来的，你得放手让小屁孩儿们从小就开始撒着欢的踢，让他们见识各种环境各种对手。把这里面冒出来的尖儿（甭管他是矮子驼背还是被烧伤毁过容）送到一个好的联赛里面，让他继续跟各路高手过招，品尝胜利失败和各种压力。过几年之后，等你丫凑齐了11个这样充满临场智慧与脚下感觉的尖儿，你就等着牛逼吧。但是这种临场经验与脚下智慧是很难被抽象为条条框框的书本知识然后批量复制的。巴蒂斯图塔的成功也许可以被总结为“前锋必须具备的10个条件，”可是这十点马上就可以被欧文全盘颠覆。一个成功的球员就像一个没念过书却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一支成功的球队就像是一艘由这些风格各异的老水手驾驶的船，可以出没于任何险恶的航道。这充满了metis之灵气的队伍不是请11个精通流体力学却没看过船的物理学家就能简单代替的。足球对“实用知识”的依赖注定了它应该重环境而轻集训、重熏陶而轻灌输。这点道理，连文盲郝海东都明白，猪协官员死活整不明白。

管窥足球，以见国家。在一个处处讲投入产出、“科学管理”的国家，诞生了举国体育和行政足球并不为奇。行政主导的高投入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用在一些并不复杂的竞速、赛力项目上也许可以奏效（很多体育项目基本已经沦为科学养猪，往里砸钱砸饲料出点儿成绩没问题），但是面对足球，它注定是碰壁的命。在里约的街头传递那些野路子过人技术、耍人手段和诡异的球感永远进不了书本知识的殿堂，但它们所代表的力量足以托起n座大力神杯。

从这一点上来说，足球是倔强的。她永远不会沦为几个大腹便便的官员指示几句就俯首贴耳的顺从玩偶。她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