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Bob Hunter的描述让这趟旅程有了一种标志性的末世之感。他们沿着阿拉斯加的海岸线一路向北，经过许多村庄城镇。这里可以说是北美社会的最边缘：在风中飘摇的残破东正教教堂展示着这里仍未消散的俄国影响，大量的原住民村落散布在海岸线上，靠捕鱼为生。这里是他们在北美大陆的最后聚集地之一，是他们所遭受的漫长驱逐的终点。然而，即便是世代从事的捕鱼生计如今也越发艰难。鱼和蟹一年比一年少，也一年比一年小。那些大型捕捞集团或许可以在几年的狂捕滥捞之后改弦更张，但他们所留下的这片荒芜海域却是这些无处可逃的人们唯一的指望。这片海与陆地就像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的充满褶皱而毫无生机的皮肤，它是这个时代的某个扭曲却又精确的折射。如今，一颗氢弹将要用最绚烂的姿态宣布人类的高傲、任性与满不在乎。

Hunter的笔触也或多或少地带有那个时代环保主义者的显著印记。你可以轻易地从字里行间读出在当时仍属前卫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和东方神秘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看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那久被割裂的联系。他们喜欢把地球称作“母亲，”也喜欢与动植物称兄道弟，说这棵树是我的兄弟，或者这只螃蟹是你的姐妹。但这种多少有点“矫枉过正”的观点后来也被认为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之“同”而忽略了其“异，”以至于要把自然彻底“人化”来狠狠拥抱。与此同时，他们的中产阶级出身又使他们在看待劳动阶层的时候多了一层隔膜，尤其是当劳动者的从事着在他们看来并不怎么“环境友好”的工作时。他对阿拉斯加大王蟹（King Crab）所遭受的悲惨际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却也多少表现出了对蟹肉加工厂工人的不屑。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对立情绪，在这位早期环保斗士潇洒的文字里面尴尬地若隐若现。

但理念与阶级所带来的阻隔并不能泯灭那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这种朴素情感不仅成为支撑这艰难旅程的动力，也最终成为抗衡人类疯狂与偏执的良药。他们在原住民的小渔村停靠作补给的时候，常会引来当地小孩好奇的围观。他们教小孩唱歌，唱着唱着，孩子们把歌词换掉，变成“We love you, Greenpeace! Oh we love you, Greenpeace!”村人把图腾送给他们，祝他们好运。不只是原住民，阿拉斯加的白人居民，那些曾经活活把一个加州嬉皮士打死的保守卡车司机和断臂上装着铁钩的野蛮水手们也都鼓励船上的这帮嬉皮士模样的家伙好好干。沿途各地的“母亲协会”更是热情地迎来送往，帮助他们宣传核试验对当地的可能危害。而在千里之遥的温哥华，一万多名年轻的学生自发地汇集到美国驻温哥华领事馆门前抗议，更有数千学生封锁了温哥华一侧的美加边境。这一切正在迅速演变成加拿大这个温和的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美加关系史上最严重的冰点之一，以至于在抗议的高潮时刻加拿大总理也试图与这艘小船取得联系以表示对他们的鼓励。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小船准备向Amchitka岛作最后冲刺的当口。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靠近Greenpeace，并要求上船交涉。当舰长与三位海岸警卫队队员从这艘叫做Confidence的巡逻舰登上小船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大事不妙。然而正在舰长转身与老船长讲话的当口，三个陪同队员却神秘地塞了一封信给船上的一个家伙。这封用打字机临时打出来的信上签着Confidence号上所有队员的名字。它如此写道：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Confidence号的船员认为你们所做的事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如果不是受到军事法律的约束，我们会愿意采取和你们同样的行动。 祝你们好运！我们百分之一百支持你们所做的一切！”

船上的家伙们乐疯了。“美国革命了！”Bob Hunter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和平、爱与自由征服了美国，尼克松被锁进了笼子！”这注定是一趟沸腾的情感与冰冷的理智交汇碰撞的旅程。

狂喜与感动尚未散尽，现实的问题便如期而至。尽管Confidence号的船员们表达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舰长所传达的指令仍是冰冷如铁：Greenpeace的报关手续不全，必须回航至Sand Point港补办手续。与此同时，核试验推迟的消息也通过无线电传来，确切的引爆时间无从知道。这意味着这艘小船不仅需要回航数百英里补办手续，还要在这越发凄冷的海上无限期地等待无从得知的核爆时间。

分歧因此产生了。是义无反顾地奔向Amchitka，还是见好就收不做无谓的消耗？后方如潮的反响以及随之形成的庞大政治压力是否表明这趟旅程已经大功告成？是否还需要真正在Amchitka停船抗议，尤其是在气候日渐恶劣而核试验又可能无限期推迟的情况下？就像Bob Hunter所意识到的那样，这几乎就像是《白鲸》里的亚罕与伊斯梅尔之争，前者疯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后者冷静，理智得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船上分成了两派，气氛也日见紧张。他们没日没夜地开会争论，通过传递一个爆米花袋子来分配发言机会，谁把爆米花袋子戴在头上就能发言，他人不能打断。最终理智而老成的Metcalfe一派占了上风，决定返航。Hunter愤怒而又无奈，他和另外几个愣头青跑下船，钻进港口边的一艘废弃破船里面，骂娘、喝酒、哭泣了一整夜。

许多年以后，Hunter得知其实当时整艘Greenpeace的进退都是听命于他们中的一个叫Bohlen的家伙，他是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的主席，行动的出资方。虽然表面上小船的一切行动都要由所有人开会决定，但实际上船长只听命于Bohlen的秘密指挥。当Hunter写下这一切的时候，他并不像当年那么愤怒。相反，他意识到，也许正是Bohlen与Metcalfe的老成与精明避免了小船因为一种偏执的疯狂而葬身白令海的风暴之中。他的笔下，忽然充满了对这两个社运老手的苦涩的敬意。

1971年11月4日，那颗氢弹在Amchitka引爆成功。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在提前一周得知引爆日期后派出的第二艘船（Greenpeace Too）没能来得及赶到试验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冒险。但这颗氢弹也宣告了核试验在北美的寿终正寝，在反核试验运动的声浪影响下，美国的军事工业共同体罕见地妥协了。更重要的是，那几个从Greenpeace号上走下来的身心俱疲的人，把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重新组织整合，运用在这次旅行中积累的行动经验，开始运作一个叫Greenpeace的团体。即便在30多年以后的今天，她的身上仍然深深地烙着1971年飘扬加拿大西海岸上空的疯狂、偏执、纯真、友爱和国际主义精神。

（一）

Greenpeace was a product of the Vietnam War, as much as anything.

-- Bob Hunter, The Greenpeace to Amchitka

1971年初秋，一艘渔船从温哥华出发，一路往北经过阿拉斯加，向阿留申群岛进发。 她的目的很简单，开到一个叫做Amchitka的小岛附近，然后看看美国佬是不是有种在那里按计划引爆一枚氢弹。她有一个牛逼的名字“Greenpeace，”因为“没有核弹树就不会被炸死（汗。。。）；”她有一个牛逼的船长，当时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渔船船长里就他袖管一撂，“上！”她载着一群牛逼的人，里面有记者、大学老师、政府职员、科学家和公关老将。这趟充满寓言意味的旅程引发了一场抗议、催生了一个团体，并且直到现在仍然顽强地定义着这个团体的作风、哲学和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传奇，如同《奥得赛》和《白鲸》一样，这个同样发生在狂暴的大海上的故事以它近乎神话般的丰富性，为任何一个试图从它里面寻找指引和安慰的后来人提供答案。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趟混杂着冲动与审慎的冒险。“人们眼睁睁地从电视上看着那些男孩的尸体用裹尸袋成批从越南运回来，伍德斯托克的声音仍在脑中回荡，‘黑豹’的最后成员正被枪杀，核大战看起来一触即发，尼克松这样的人正志得意满，”Bob Hunter在描述20世纪70年代初的北美政治图景时如此写道，“在这样的时代你要是不神经质，那你就是有病。”（If you are not paranoid, you are crazy）

如此时局之下，美国要在阿留申群岛附近进行核试验的消息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忧惧。生态运动正处于萌芽状态，虽然这颗250倍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氢弹在靠近温哥华的阿留申群岛爆炸所可能带来的辐射隐患与地质灾难在当地居民中间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但影响仍仅局限于不列颠可伦比亚省。一个疯狂的想法于是诞生了：进行一次海上的游行！直接跑到核试验区去，就像站在白宫门前抗议一样！

然而核试验区毕竟不是白宫门前的大草坪，秋天的白令海也已经开始孕育着暴虐的风浪，渔船唯恐避之不及。老牌的美国生态团体Sierra Club马上否定了这个提议，于是一个叫做“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的怪诞组织就这么成立了。他们筹了一笔钱，便开始招兵买马。尽管看起来冲动鲁莽，但这绝非青春期小男生一时头昏脑热。 船上的Metcalfe早已是过了不惑之年，在加拿大公关圈摸爬滚打多年，参与多次选战的老手，Bob Hunter则是《温哥华太阳报》的记者，他上船的时候满脑子麦克卢汉的媒体理论，誓言打一场媒体时代的新型环保战。既然来自越南的影像与图片第一次让媒体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的整个认识，那么它们也可能扭转人类对于自然的观念。他把这一策略叫做“头脑炸弹”（mind bomb）。所以当这群嬉皮士味道十足的家伙登上Greenpeace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必备的打字机和相机，还有当时在加拿大都属于“尖货”的日本产摄像机。而他们留在岸上的女眷们此时则扮演传声筒的角色，每天通过无线电接收男人们从船上发出的新闻稿，然后再转发给加拿大和美国的众多迫不及待发稿的记者们。从一开始，他们就清醒地意识到时刻将自己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舆论大众的保护，美军的巡逻舰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这艘小船施暴而不留任何痕迹。

同样从一开始，这次旅程与媒体的关系就充满复杂的张力。Metcalfe给众人的第一条忠告便是不要“偏执地追求宏大”（“Beware of paranoid grandiosity”）。媒体的关注与暂时的声势很容易使人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而在策略上陷入冒进的险地。但他们与媒体的吊诡关系远不止如此。这船上包括Bob Hunter在内的数人都是记者，且有专栏任务在身，身份的重叠使得这次正在进行中的艰难航程与出现在家乡报纸上的故事产生了微妙的重合。水上经历与纸上传奇之间的千丝万缕在小船上引发了不小的困扰，尤其是当行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为进退做出决断是时候。究竟谁为谁而存在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媒体报道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生态运动发生在现实的海洋上还是在人的眼中和心里？这些也许属于今天书斋里的问题，在1971年初秋寒夜的白令海上，像缭绕在狭小昏暗船舱里的烟一样，缠绕在那些胡子拉碴的男人们焦躁不安的心里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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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繁复的，也是最单薄的；

这是最昂贵的，也是最廉价的；

这是最雄壮的，也是最虚弱的；

这是最开放的，也是最封闭的；

这是最热闹的，也是最冷寂的；

这是最华丽的，也是最苍白的；

这是最尊贵的，也是最卑下的；

这是最深奥的，也是最浅显的；

这是最提神的，也是最催眠的；

这里有的是群众，却看不见人；

这里有的是文物，却看不见传统；

这里有的是符号，却看不见意义；

这里写满了“中国”，却找不到中国；

这里是2008年8月8日8点钟的北京，

欢迎来到这颗操蛋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