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一群黑人有为青年

 

无论在费城的中央车站,还是在华盛顿喧闹的中国城,你都可能会看到一群热情的黑人小伙子拿着麦克风用巨大的扩音器向路人布道。尽管扩音器的音量大到令人根儿颤，路人的表情也经常是两根横线三根竖线，但这并不能阻挡这些青年人的满腔热血和唾液。

 

他们所宣传的理念非常的有意义，那就是真正的犹太人都是黑人，Gay都应该下地狱。对，他们就是传说中的African Hebrew Israelites。朋友，如果你还没听说过这样一个黑人团体，那说明你是正常的。这些黑人青年认为他们才是古以色列人的真正后裔，而现在的犹太人盗窃了他们的身份。作为走失的十部族（The Lost Ten Tribes）中的成员，他们的祖先从以色列流落到了西非，并从那里被贩运到了美国。

 

这些青年有着十分崇高的信仰。他们坚信，当耶稣再次降临世上，所有的白人都会被奴役，作为他们曾经奴役“以色列的孩子”的报复。他们认为圣经允许一夫多妻，并且婚姻只限于男女之间。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认为黑人妇女是黑人社区败坏的罪魁祸首，因为她们的生活方式（滥交、女同）使她们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者。当然，使这些青年获得瞩目的是他们对同性恋不羁的态度。在一篇广受关注的访谈中，有着这样坦诚的对白：

 

What do you believe should happen to gay men who choose to remain gay?
They should be condemned to death. That's what it say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s.We don't say they'll be delivered to hellfire like Christians, though. Christ can deliver who he wants to deliver. We can't say whether he'll deliver them or not.

 

不过，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群体也有其温柔的一面。他们中间不那么喜爱抛头露面的一支在美国各地经营着一个低调chic的素食连锁店：骚灵素食（Soul Vegetarian）。因为相信创世纪（1：29）中上帝的教导，他们坚持着全素的饮食。当我走进那间位于华盛顿佐治亚大街上的骚灵素食时，我顿时为其低调的气质所折服-- 什么也没有。除了几张桌椅和一个冰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餐馆外，一个面无表情的善良黑人青年就是唯一的服务人员。在他的指引下，我精心挑选了一个3菜的盒饭（Platter）。其中，那个全素的Mac & Cheese让人不禁赞叹仿制奶酪的拟真程度；那个咖喱腐皮则让人赞叹：原来腐皮可以这样做！还有糖烤白薯（Yam）,甜得让人拍案骂娘。整个菜式组合让人十分惊艳。食罢，再要一份100%全素的Carrot Cake,甜酥适中，令人心旷神怡。

 

正在饱食发呆之时，旁边一黑人小哥微笑致意。此君头戴一顶白色丝网小帽，面目清秀，身材瘦削，自报姓名曰Raz Israel，乃一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手拿裸盘若干。我一想，好名字！定是此间人士。此君见我非黑非白，便索要我真名。我推托道，我真名乃汉语，兄台听了也未必明白。此君微笑摆手，说小兄弟你小看我了，敢问你是说满洲话广东话亦或上海方言？我正惊时，但见此君撩起右手袖管，露出纹在臂上三个大字：

 

完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能让热血二逼青年觉得还有玩的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大概还没让人绝望。

 

这部叫做“Can Mr.Smith Get to Washington Anymore?”* 的小成本纪录片如实记录下了圣路斯的一个30岁的年轻教师竞选国会议员的失败经历。它提供了一个管窥美国基层政治的样本，让我们得以体会其中的扭曲、无奈以及希望。

 

史密斯是密苏里州的圣路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历史系讲师。刚刚得到博士学位的他得知该州一位老众议员要退休的消息，便异想天开地打算竞选他在国会中留出的空位。说他异想天开一点也不为过，这个年轻人身材矮小，面相平庸，讲话还带一种滑稽的口音。这件事他老妈第一个反对，说你刚念完PhD,消停点儿吧！结个婚先！更何况，这个国会空位早已被实力人士盯上了。这个叫卡拉汉的高大英俊的帅哥，父亲是密苏里州前州长，母亲则更是该州现役参议员，在密苏里是名副其实的望族，妇孺皆知。太子党视议员席位为囊中之物，政治生涯的华丽起点，你一个萎琐文科男作什么美梦呢？

 

米歇尔的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The Iron Rule of Oligarchy）在美国这个国家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认为由于人有渴望“被领导”和“被代理”的惰性，因此在设计再好的制度之下，权力也会逐渐向少数愿意去争取它的人那里集中。有研究认为美国实际上只掌握在大概六万个政治经济精英的手中。而政治精英们往往通过组织严密的主从利益链（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用分发政治经济甜头给“自己人”的方式巩固权力。这种权力交易最密集的地方无疑就是华盛顿，以至于任何一个以“新来者”姿态出现的政客都要以“华盛顿圈外人”（Washington Outsider）的身份，与那个由利益集团说客、党团和朝中权贵交织的网络划清界线。家族政治，无论是广为人知的肯尼迪、布什、克林顿，还是稍微低层一些的卡拉汉，就是这寡头统治的最好注脚。

 

在这种情势下，史密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会有什么胜算呢？他的竞选班子倒是没有那么悲观，尽管他们大都是圣路易斯华大的本科生，政治经验尽数显示为0。但可别以为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只是玩玩而已。他们所设计的竞选策略绝非无的放矢：用史密斯坚定的自由派立场争取对布什政府失望的左翼选民，并用他曾经担任一个黑人社区中心主任的经历拉拢区内黑人选民，以此对抗精英的共和党对手卡拉汉。他们看准了所在选区较小的特点（约10万人），这意味着在多人竞选的情况下选票差异将非常之小。传统的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手法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正处于美国选举政治的一次重大转变的当口。传统的机器政治，也就是依赖垂直动员的政宣模式，正在迅速地向依赖横向动员的“Youtube政治”转变。垂直动员依靠的是从政治领袖到基层选民之间环环相扣的动员链条，依靠的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关系。它往往需要门对门的接触、沟通，靠熟人带熟人。州组织者召集相识的市县组织者；市县组织者召集相识的社区组织者；再由最基层的社区组织者，也就是所谓的步兵（foot soldier），把自己所在社区的熟人亲友组织起来。一个成熟高效的垂直链条就是一部机器。这样的政治动员模式曾经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领一时之风气。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以及大城市治安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一种横向的、网络化的、依靠价值观和政治诉求而非熟人关系进行动员的政治模式正在迅速成为新的范式。奥巴马的成功正是这种这种新模式与旧有的机器完美结合的产物。那千百万通过奥巴马的竞选网站向他捐款的人可能相互都未曾谋面，纯然是出于对其价值观及理念的认同慕名而来。但是，当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政宣攻势将他们带来之后，他们之中最死心塌地的一部分人就会自愿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自己的社区中“广泛发动群众，”终于造就了被称为美国史上最高效的政治机器。

 

但依赖新媒体的横向动员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却是有利于“有钱人”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实力购买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宣传自己的“理念。”这一点倒是帮助了史密斯一把：狭小的选区使得对手的资金优势并不能完全转化为胜势。他的稚嫩竞选团队于是开始了一场工兵式的“机器制造战。”他用笨办法，尽可能多地给选区的选民打电话，坐着的时候打，走路的时候打，开车的时候打。通过这些电话，他掌握了区内民众的基本选举取向。一通典型的电话可能是这样的：

 

“您好，我是史密斯，正在竞选本州众议员，您有时间听我谈谈吗？”
“请问你支不支持堕胎？”
“我支持妇女有选择要不要孩子的权利。”
“抱歉，我不能投给一个支持堕胎的人。”
“好的，谢谢。”

 

他把这些信息编号输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并开始对态度摇摆的选民开展进一步的攻坚战，比如登门拜访和投放录像带。对于较为支持他的选民，他则需要舔着脸向他们要捐款，或者发动他们成为他的社区组织者，为他组织家庭演讲会（也就是在这些人家的客厅里向他们的亲友宣传自己的理念）。在这种近乎疯狂的、从零开始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史密斯开始渐渐地引起当地媒体的一些注意。那些媒体评论员们忽然间注意到，一场原本没有任何悬念的选举似乎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迹象。他们开始质疑家族政治这件事。一位评论员甚至在节目中带着赞叹地口气说：“史密斯是唯一一个敲过我家门的竞选人！”

 

媒体的注意显然悄悄改变了战局。一个显著的迹象是，卡拉汉开始在自己的新闻稿里攻击史密斯了。甘地的著名论断似乎正在应验：“一开始他们忽略你，接着他们嘲笑你，然后他们攻击你，最后你赢了。”卡拉汉的攻击打开了更多媒体曝光的机会，这些年轻人开始寻找任何可以在媒体上回击卡拉汉的机会，他们分析不同的媒体策略，不亦乐乎。

 

在选举的当天凌晨三点，这帮大学生在学校旁边的一家烧烤店吃着东西，安排这最后一天的终极动员令。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或是去敲这家的门，或是开车把离投票点较远的人送过去。史密斯则从一大早就站在投票点的门口，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握手道谢，他的愚公移山精神使他几乎认识每一个他的选民，他与他们交谈、拥抱，直到夕阳西下。

 

这是一个疯狂的季节的终点。那些凌乱的办公桌、那些凌晨的咖啡、那些恼人的电话、那些争执、抱怨和拥抱，在投票点大门关闭的时刻全都结束了。最后的结果，史密斯仅以2%的差距输给了卡拉汉，是所有竞选人中唯一对卡拉汉构成了实质挑战的人。这个矮小的年轻人赢得了一些社区，输掉了另一些。

 

就在那个他们经常碰头的烧烤店外，史密斯向他的竞选团对道谢。那些穿这松垮衣衫的年轻人拿着大杯的可乐，沉默地看着彼此，然后，在圣路易斯耀眼的午后阳光下，抱头痛哭。

 

但这不是终点。事实上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场战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起点：史密斯的那位英俊的政治顾问，大四毕业之后就被招入纽约一位众议员的麾下；他的媒体顾问则直奔国会山，开始在更高的平台上角逐。史密斯本人则在第二年调整目标，顺利当选密苏里州州议院。或许有一天，他们中有人会走进那个著名的“War Room,”像当年比尔克林顿的明星团队James Carville和George Stephonopolous，或者奥巴马团队的David Axelrod和Jon Favreau (这个年仅27岁的speech writer)那样，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或是为了自己所支持的理念与信仰拼死一搏，并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刻喜极而泣。那会是不一样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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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能让热血二逼青年觉得还有玩的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大概还没让人绝望。这话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国家。毕竟，我们一不是古巴，二不是坦桑尼亚，三不是伊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比缅甸幸运。

 

* 片名衍生自美国三十年代的著名影片"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讲述一个年轻的新人参议员与腐败的华府政治势力斗争的故事。

 

 

今天与我们学校俩美国北漂在朝阳门吃饭。其中一个戴四个耳环的俄亥俄州小帅男青年已经在北京混了两年半了，能讲一口京味儿普通话（据说是跟他host family的那个每天早上都要喝二锅头的北京大爷学的，这个大爷的故事先按下不表）。这小青年最近正帮央视纪录片中心的头儿作翻译，跟着他们拍修缮故宫的事儿，把咱中国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稀世珍宝都见了（关于故宫的故事先按下不表）。席间谈到最近热播的大片儿，这青年先是盛赞了叶问。我心说，丫美国人就喜欢看功夫片儿，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话锋一转，这青年突然向我发问：“非诚勿扰你看了没有？”（此处未作翻译处理）我心中一阵鄙夷地笑，却装作关心地问道：“你能看懂冯小刚么？”“还行吧，故事不错，冯小刚很北京。” “……”

 

这就是传说中能get冯小刚的美国青年。

 

这次在北京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一种叫UNI QLO的羽绒服。似乎在一夜之间它就把它的戳儿盖满了整座城市。可是一般来说不能发音的东西都是可疑的东西，咱们静观其变。另外，我住的这家如家似乎是一个开房胜地，经常有操着北京口音，带着北京市身份证的小男女、小男男和小女女们出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地段又好，床单又舒服，价格又实惠，还metro accessible。再说一遍，是北新桥店。 再见！

 

 

 

 

Mercury Rev, Live in Philadelphia, Dec 6, 2008

 

2008年费城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Snowflake Midnight。

在大雪中与一票美国老男人一起等剧院开门，

30多岁的他们或已发福,或已谢顶,

穿着松垮的牛仔裤,点着香烟.只有硕大的耳环在说:老子曾经酷过.
暖场的Dean & Britta出奇的温暖，
旋转的水星依旧光芒万丈。"Monumental." 毋庸赘言。
午夜的费城，Market大道空无一人。
在街的尽头，燃烧着暖意的酒吧里走出衣着单薄的年轻女人。
All is Dream.

 

感恩节，店铺悉数打烊，地铁空空荡荡，松鼠多过行人；

豆腐鸡，形如小橄榄球，馅料成分未知，豆味浓过鸡味；

若要称谢，就谢谢在这个晚秋小寒夜把我喂到撑死的朋友吧！

 

如何撑死一个veggie之 （从下往上）vegan cheese cake,vegan pumpkin pie, vegan apple pie, vegan mince meat pie...

 

选战硝烟已然散尽。虽然结果颇富戏剧性，但一次大选可能只是政治版图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小站，数十年来持续的政治走向不会改于一朝一夕。左派大可尽情欢呼新版罗斯福新政曙光已现，美国政坛的左右互搏却远未尘埃落定。

 

2004年约翰·克里的失利对于自由派来说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面对一场臭名昭著的战争和一个威信尽失的总统，美国人却令人费解地选择了继续。痛定思痛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试图寻找答案，这其中就有伯克利的认知语言学跨界天王George Lakoff。

 

Lakoff以研究隐喻（metaphor）闻名。在他看来，人类思想史就是不断寻求更合适的隐喻的过程。我们习惯于把复杂的现象通过隐喻装进我们所熟悉的世界里进行思考。比如，把抽象的学术争论比作“战争”（“论战”），以至于用一整套衍生自“战争”的概念来描绘理论之间的“攻防，”把文字言辞称作“矛与盾”、“匕首和投枪。”隐喻成为了我们赖以组织思维的框架（frame）。我们通过他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依此判别善恶、美丑、对错。为什么学术讨论时常充满“火药味”？也许“战争”这一根深蒂固的隐喻功不可没。如果发表不同意见被理解为“进攻，”除了“奋起反击”还有什么办法？这么看来，充满人身攻击的学术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话语往往是隐喻的集中地。这也是Lakoff近些年大胆涉足政治的原因。在他看来，美国右翼近几十年来屡占上风的关键，就在于其苦心经营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并以其为框架将其核心价值观和政策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利用其政治机器将它深深植入了美国人的意识中。这个框架就是所谓的“严父道德观。”（strict father morality） 它的构造是这样的：

 

首先，人们总是用“家庭”这个隐喻来理解自己的国家。比如把建立国家的人称为“国父，” 把战场上的士兵称作“儿女，”把旁边的国家成为“邻居，”或者“朋友。”以此为基础，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归根结底变成了他的家庭伦理：他对国家政策的解读通过“家庭”这个隐喻被转化为他对家庭关系的理解。而“严父道德观”的核心就可以被概括为以下这段话：

 

“外部世界永远是危险的，因为有邪恶存在。外部世界同样是残酷的，因为它充满竞争。善恶之分是明确的，赢家和输家也会永远存在。而作为一个严父，它应该：

 

  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家庭，

  在一个严酷的世界中为自己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教育自己的孩子分辨善恶是非。 ”

 

作为一个严父，管教孩子明辨的方法就是惩戒。因为严父享有绝对的道德权威（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此他具有惩戒（包括体罚）的资格。而通过惩戒，儿女学会了自律(discipline)，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做恶。好孩子通过自律而自立，丰衣足食；坏孩子因为不自律而要依赖他人，饭来张口。

 

这套深深植根于福音教派哲学的理念经由James Dobson这样的明星牧师发扬光大，并成为凝结一整套右翼政治哲学的强力粘合剂。在社会政策上，“严父道德观”成为反对一切社会保障体系的认知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家庭中的“儿女，”富足的人因为自力更生，便成为了“好孩子，”他们的成功是自律和服从规则（play by the rules）的结果。与之对应，穷人便是家里面的“坏孩子，”他们的失败是缺乏自律的表现。依照这个逻辑，社会保障用富人的钱去保护穷人，便是对好孩子的“惩罚”和对坏孩子的“骄纵。”它不仅帮不了穷人，还会“惯坏”这些“坏孩子。”一个“严父”要做的正好相反。他应该尽量不干涉自强自立的那些孩子，而应该狠狠惩戒那些坏孩子，让他们知道不自律不努力的苦头。与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税收政策也因此被纳入了这一思维框架中。右翼的减税主张通过“tax relief”这两个字眼轻松而有力的呈现出来。它暗藏了一个“负担”（burden）的隐喻，把所有税收都归为一种“压迫”和“惩罚”而需要得到“解放。” 这个隐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政治禁忌。毕竟，谁敢去反对“解放”纳税人呢？社会政策左倾如奥巴马，竞选时也要与对手死拼谁减的税多。而北欧式的高税收高福利，在美国人眼中简直就是苏联和纳粹！ Lakoff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最有力的地方，一旦你抢先通过隐喻建立了某种思维框架，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 无论你在“tax relief”前面加上多少个anti, 税收永远都会被视作一种“负担。”

 

在外交上，“严父道德观”为单边主义的鹰派政策扫清了障碍。既然严父是一个家庭的绝对道德权威，并且有惩戒的权力，那么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面，谁应该是“一家之长”呢？自然是经济和军事最为发达的美国，因为“发展程度”总是与“发育程度”相连，因此发达国家是家庭中的“成年人”和“长者，”发展中国家便成为了家里的“晚辈”和“小孩。”因为外部世界善恶分明，国家又可以被称为“流氓”（rogue state）和“恶棍”（evil axis）。通过这一连串隐喻的转换之后，再看看联合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在一国一票的基础之上，它岂不是一个大部分由“未成年人，”外加一堆“流氓”和“恶棍”组成的俱乐部？作为“严父”的美国如果在行使其权威之前还要咨询他们，那还成和体统？这就是布什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通过“请假条”（permission slip）这个字眼所引发的连串隐喻。美国攻打伊拉克不需要联合国的授权，因为长者不需要向小孩递交请假条！

 

政治隐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思维框架非常难以打破。正如Lakoff所指出的那样，当事实与一个人业已形成的思维框架相冲突的时候，被扔掉的往往是事实，而不是框架。所以当戈尔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地告诉美国公众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些事实。因为在他们脑中，戈尔这个名字早已与党派政治的所有负面隐喻相挂钩，挥之不去。面对这样的局面，Lakoff们正在推动一场话语层面的夺还战，其口号便是“Re-frame。”他们认为不能穿着对手设计的鞋子与对手抗争，而要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如果税收之前被比喻为“负担，”那么针锋相对的策略不应该是反对“减负，”而是引用另一个隐喻把它定义为一种“投资，”对未来更好的公共服务所进行的投资。如果“严父道德”被用来为瓦解社会保障和推动鹰派政策张目，那么对付它的办法并不是向克里那样在其之前冠以一个anti了事，以至被视为“软弱可欺，”而是重新构建一套“慈母”价值，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哺育，”对其他国家的“倾听。”

 

我们无可避免地生活在隐喻之中。对政治隐喻的认识具有双重意义：除去可以在政治话语角力中抢占高地，它或许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被引导、操弄和煽动。与前者相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墙上赫然贴着今年的样票。。投票方法很诡异，是用铅笔把一个断掉的箭头连起来。

总统这一栏。。 无党派的Ralph Nader赫然在目，另外还有绿党的候选人。
通常两大党之外的候选人因为没钱很难为人所知，不过并不妨碍他们的名字被印在亿万张选票上。
2000年，老牌消费者权益斗士Ralph Nader号称抢走了1%的票，间接导致戈尔拜选。

议会选举同时进行。。

投完票拿到一张小贴士。。

实际上，这种投票方式在选举史当中是一个很晚近的发明，而且它也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直到1891年，肯塔基州的选民还是通过喊叫（viva voce）来投票的。现代意义上的投票（在私密的、隔绝的、受保护的小空间里通过由政府提供的选票进行选举）直到1856年才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出现。在这之前，投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1859年发生在美国大选日的一件事情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巴尔的摩的民主党商人带着自印的一打选票去投票点的途中，被敌对党（American Party）的一群人持枪围攻，结果他逃跑了，间接导致民主党的众院候选人败选。后来国会的调查结论是：“一个有普通勇力的男人应该可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到达投票点。”言下之意就是这是一个懦夫，不算。那时候，选票都是由各党自印的，或者是登在报纸上让人剪下来。投票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公开政治宣言，很有可能在你投票的时候旁边就站着十数个敌对党派的彪形大汉，没点儿“普通勇力”还真是没法去投票。甚至于向选民提供信封这样的提议在美国都被辩论了很久。“私密的投票”这个概念所引发的争议现在看来可能令人难以理解。可是听听弗吉尼亚人John Randolph的质问吧：“秘密的投票会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小人的国家。有哪一个诚实的男人会羞于公开他的选票？”英国大儒John Stuart Mill更为雄辩，他说：“投票绝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种委任。如果它是一项权利，那你又怎么能责怪人们出卖自己的选票呢？每一个男人的选票都应该是公开的，就像每一个议员在议会的投票一样。如果一个议员可以秘密地投票，我们有怎么能信任他？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将自己的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1872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采用“澳大利亚式”投票。1896年，美国四十五个州中的三十九个采用了这种方案。* 一张小小选票，代表了一场仍在进行的宏大社会实验。它没有既定路线，也不应该有什么终点。但选择加入这场实验，需要一点勇气，一点智慧，和一点耐心。

*以上选票趣事都来自Jill Lepore, "Rock, Paper, Scissors," The New Yorker, Oct 13, 2008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 Marx and Engels

 

重读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虽相隔百十年光景，到激荡处仍觉掷地有声。“一切神圣的都已腐朽，一切坚硬的都已烟灭。”这可能是史上最好的一篇檄文，用斩钉截铁的果决把人类历史大卸八块，用坚硬如铁锤一样的语言把所有古老的、保守的、封建的王公贵族们一锤一锤地敲进历史的深渊，然后在余音未散之时昭告着人类社会崭新的篇章。“颠扑不破”这样的形容词大概只适合于这样的文字，在宣告“我即是真理”的时候，他们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畏首畏尾王顾左右。于是它改变了一个时代。那个席卷欧洲的幽灵吸魂摄魄，化身红色钢铁之躯，所向披靡。

 

然而真理终究不是靠宣告出来的。马恩也许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中那个结局。他们看到了十九世纪急剧加速的阶级分层，却没有预见到他们身后，阶级不是两极化，而是复杂化了。 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成为横陈在最富有的商贾大亨和最赤贫的劳工苦力之间的厚重夹层。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是一句无产阶级大团结就能一笔勾销的：一个低技术工种的工人最恨的也许不是他的老板，而是那些站在街边随时准备抢他饭碗的无业游民。正因为他们的存在，老板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让要求加薪的他们滚蛋。正因如此，他的生活和底特律的那些工会化了的高技术蓝领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们同属“工人阶级。”阶级也不是抹除其他差异的万灵药。尽管马恩在《宣言》里豪迈地宣布机器化大生产将使得工人阶级的性别、年龄与国界无关紧要，但历史却倔强地宣布性别、种族与国别仍然是分割和消耗人类的利刃。而他们所制造的最大神话，就是一个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没有任何私利，不会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相争，永远只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们。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尤显珍贵。如果说马恩的《宣言》是一碗烈酒，奥威尔的《致敬》可能就是醒酒的良药。它并不像奥威尔的那些更著名的作品一样直接向斯大林主义开炮，成为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旗帜之作（尽管可能并非奥威尔的本意），而是以新闻性的写实笔触记录下了1937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一段往事。在波澜壮阔的西班牙内战中，这段往事也许只能算得上是小插曲。奥威尔也近乎老顽固地再三向读者强调这只是他个人视角所看到的部分真相，以防读者“偏听偏信”。但在他谨慎、冷静和不乏幽默的描述中，隐约显现了后来在《一九八四》里被戏剧化了的秘密警察、政治宣传和草木皆兵的肃杀。他如实地记录下了阶级团结大旗掩盖之下的残酷的左翼党派斗争，并用清澈干净的语言展现了那些被左右两派同时选择性无视了的英勇与单纯，背叛与构陷。

 

在谈论奥威尔时，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是他的社会主义倾向。正如Trilling在序言中写道的那样，奥威尔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泰晤士报的一个大右派主笔。”而实际上，1936年末，奥威尔是受左翼的英国独立工党(ILP)委托以记者身份去记录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发觉“到前线去对抗弗朗哥是当时唯一应该做的事。”因为对在欧洲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有足够的警觉，他没多少犹豫就从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跟着当时加泰罗尼亚地区林立的左翼党派之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军队到前线打仗去了。他的左翼倾向从他对自己所在的这支仓促组织起来的反法西斯“军队”的描述中显露出来。 一方面，他对物资的匮乏和士兵的缺乏训练（很多人都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深感无奈；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并不吝惜对这支队伍的赞赏：他看到了也许只有在革命军队中才能见到的高度的平等。没有森严的等级之分，人人享受同样的薪资，指挥官对士兵的调度完全依靠士兵的革命志愿精神，却极少出现不服从命令和逃兵的现象。对于当时外界媒体对这支队伍的冷嘲热讽，奥威尔真诚地为他们辩护，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英勇的志愿精神，西班牙政府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对于弗朗哥的如此顽强的抵抗。在一个政治气味浓厚的环境里对周遭所见作出独立的评价并不容易。奥威尔的力量就在于，当他看到闪光之处的时候，他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但仍与党派信条保持距离；而当他发现暗角的时候，他讥刺嘲讽毫不留情，但并不转而走向否定一切的犬儒。

 

最让奥威尔感到惊讶的是当时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浓厚的革命氛围。1937年初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工人掌握的城市。工人们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工厂、交通和通讯；工人纠察队代替了原先的城市警察在城中巡逻；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如“先生/小姐”的称呼、毕恭毕敬的侍应生和小费乃至华贵的洋装都已经了无踪影。这座明显是已经经受过革命洗礼的城市与当时外界媒体的描述大相径庭。在伦敦和纽约，这场战争仍被定义成“捍卫正义对抗法西斯”，却没有人提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这个困惑促使奥威尔进一步深入观察当时西班牙纷乱的左翼党派政治，并用他所见到的事实呈现了这场战争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西班牙工人阶级之外，全世界都不希望西班牙发生革命，尤其是西（班牙）共（产党）和它的支持者苏联。这是1937年加泰罗尼亚左翼政治的诡异而残酷的现实。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全部重心就是力保苏联，而苏联的安全又维系在它与英法之间的军事同盟之中，因此，苏联不能允许西班牙出现一个“威胁”其盟友法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法共和英共早已被要求收声）。于是，西共摇身一变，成为当时为“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摇旗呐喊的最中坚力量，所有不赞成这一路线的主张都被认为是在分化反法西斯队伍。

 

但是加泰罗尼亚的工联主义者（工会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是发动这场工人革命的主导力量。他们认为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它迟早会把法西斯主义“从后门放进来，”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那样。只有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才能真正防止法西斯上台，因此“反法西斯战争和工人革命不可分割。”他们组织工会控制工厂与经济命脉，建立地方性的自治社区（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并消灭教会势力。奥威尔虽然开始颇为反感这套做法，认为这是不知轻重缓急的捣乱，却在后来意识到这一战略的可取之处，即争取支持弗朗哥的贫农与无产者，撼动其后方。

 

然而，手腕决定胜负。西共支配着苏联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军火，并开始系统性地瓦解工人革命的成果。政治局面由灰色阴霾瞬间转为浓黑的夜，污陷、追捕、关押、杀害由此展开。这成为《致敬》之中最具荒诞感和悲剧性的篇章。奥威尔用平实锐利得如同黑白胶片一样的语言，为我们捕捉下了一幅幅浸透着他的悲伤与愤怒的画面。当那些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拿着最差的装备、穿着残破不堪的制服在前线奋勇对抗弗朗哥的时候，他们所属于的政党却在后方被宣布是“叛徒，”是弗朗哥的“第五纵队。” 当他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巴塞罗那，面对的却是秘密警察马不停蹄的追捕。在街头，这些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只能用眼神交流他们的困惑与无奈；一个违反本国军法，独自来到西班牙志愿抵抗弗朗哥的比利时军官，仅仅因为所加入的部队属于受清洗之列，而在再赴前线的途中遭到逮捕、关押，从此音信全无；一个年仅25岁的英国小伙子，在前线奋战数月之后，却客死在了巴塞罗那阴冷潮湿的地牢里。奥威尔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稚嫩和天真的脸庞。没有他们，我们便无法体会什么叫侮辱，什么是背叛。文学在这里显示出了她的力量，她穿透政见、是非和相对主义的迷雾而直接诉诸良知，她照亮人心。

 

奥威尔在追捕之下仓皇离开了西班牙，带着他那几乎致命的枪伤。他愤懑、无奈，却依然清醒和坚定。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画面是他的故乡英国平静的乡间草原，他说那是数百年来没有改变过的田园美景。这是一个寓意深远的结尾。这百年不变的田园所代表的也许就是他那一代英国知识分子所尊重的“愚蠢的美德”（the virtue of stupidity，Trilling语）。那种为捍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奋力抗争的憨傻和顽固，比起那些为了抽象的理念而大兴杀伐的“伟业”来，自有其可爱与珍贵。

 

历史可以为证。

 

 

* 2007年的最后一天，三个衣衫并不褴褛却疲惫不堪的二逼青年走进了巴塞罗那Ramblas大街上一家叫做Moka的普通的小餐厅。他们刚刚在传说中的Tibidabo山上拜谒了耶稣，正思忖怎么讨好自己快要罢工的脾胃。他们那时不知道，70年前的那个5月份的某一天，奥威尔正拿着一把破旧的手枪在街对面的那栋楼顶朝这饭馆里张望，盯着这里同样神情紧张的几个士兵。

 

 

 

(二)

 

Bob Hunter的描述让这趟旅程有了一种标志性的末世之感。他们沿着阿拉斯加的海岸线一路向北，经过许多村庄城镇。这里可以说是北美社会的最边缘：在风中飘摇的残破东正教教堂展示着这里仍未消散的俄国影响，大量的原住民村落散布在海岸线上，靠捕鱼为生。这里是他们在北美大陆的最后聚集地之一，是他们所遭受的漫长驱逐的终点。然而，即便是世代从事的捕鱼生计如今也越发艰难。鱼和蟹一年比一年少，也一年比一年小。那些大型捕捞集团或许可以在几年的狂捕滥捞之后改弦更张，但他们所留下的这片荒芜海域却是这些无处可逃的人们唯一的指望。这片海与陆地就像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的充满褶皱而毫无生机的皮肤，它是这个时代的某个扭曲却又精确的折射。如今，一颗氢弹将要用最绚烂的姿态宣布人类的高傲、任性与满不在乎。

 

Hunter的笔触也或多或少地带有那个时代环保主义者的显著印记。你可以轻易地从字里行间读出在当时仍属前卫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和东方神秘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看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那久被割裂的联系。他们喜欢把地球称作“母亲，”也喜欢与动植物称兄道弟，说这棵树是我的兄弟，或者这只螃蟹是你的姐妹。但这种多少有点“矫枉过正”的观点后来也被认为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之“同”而忽略了其“异，”以至于要把自然彻底“人化”来狠狠拥抱。与此同时，他们的中产阶级出身又使他们在看待劳动阶层的时候多了一层隔膜，尤其是当劳动者的从事着在他们看来并不怎么“环境友好”的工作时。他对阿拉斯加大王蟹（King Crab）所遭受的悲惨际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却也多少表现出了对蟹肉加工厂工人的不屑。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对立情绪，在这位早期环保斗士潇洒的文字里面尴尬地若隐若现。

 

但理念与阶级所带来的阻隔并不能泯灭那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这种朴素情感不仅成为支撑这艰难旅程的动力，也最终成为抗衡人类疯狂与偏执的良药。他们在原住民的小渔村停靠作补给的时候，常会引来当地小孩好奇的围观。他们教小孩唱歌，唱着唱着，孩子们把歌词换掉，变成“We love you, Greenpeace! Oh we love you, Greenpeace!”村人把图腾送给他们，祝他们好运。不只是原住民，阿拉斯加的白人居民，那些曾经活活把一个加州嬉皮士打死的保守卡车司机和断臂上装着铁钩的野蛮水手们也都鼓励船上的这帮嬉皮士模样的家伙好好干。沿途各地的“母亲协会”更是热情地迎来送往，帮助他们宣传核试验对当地的可能危害。而在千里之遥的温哥华，一万多名年轻的学生自发地汇集到美国驻温哥华领事馆门前抗议，更有数千学生封锁了温哥华一侧的美加边境。这一切正在迅速演变成加拿大这个温和的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美加关系史上最严重的冰点之一，以至于在抗议的高潮时刻加拿大总理也试图与这艘小船取得联系以表示对他们的鼓励。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小船准备向Amchitka岛作最后冲刺的当口。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靠近Greenpeace，并要求上船交涉。当舰长与三位海岸警卫队队员从这艘叫做Confidence的巡逻舰登上小船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大事不妙。然而正在舰长转身与老船长讲话的当口，三个陪同队员却神秘地塞了一封信给船上的一个家伙。这封用打字机临时打出来的信上签着Confidence号上所有队员的名字。它如此写道：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Confidence号的船员认为你们所做的事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如果不是受到军事法律的约束，我们会愿意采取和你们同样的行动。 祝你们好运！我们百分之一百支持你们所做的一切！”

 

船上的家伙们乐疯了。“美国革命了！”Bob Hunter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和平、爱与自由征服了美国，尼克松被锁进了笼子！”这注定是一趟沸腾的情感与冰冷的理智交汇碰撞的旅程。

 

狂喜与感动尚未散尽，现实的问题便如期而至。尽管Confidence号的船员们表达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舰长所传达的指令仍是冰冷如铁：Greenpeace的报关手续不全，必须回航至Sand Point港补办手续。与此同时，核试验推迟的消息也通过无线电传来，确切的引爆时间无从知道。这意味着这艘小船不仅需要回航数百英里补办手续，还要在这越发凄冷的海上无限期地等待无从得知的核爆时间。

 

分歧因此产生了。是义无反顾地奔向Amchitka，还是见好就收不做无谓的消耗？后方如潮的反响以及随之形成的庞大政治压力是否表明这趟旅程已经大功告成？是否还需要真正在Amchitka停船抗议，尤其是在气候日渐恶劣而核试验又可能无限期推迟的情况下？就像Bob Hunter所意识到的那样，这几乎就像是《白鲸》里的亚罕与伊斯梅尔之争，前者疯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后者冷静，理智得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船上分成了两派，气氛也日见紧张。他们没日没夜地开会争论，通过传递一个爆米花袋子来分配发言机会，谁把爆米花袋子戴在头上就能发言，他人不能打断。最终理智而老成的Metcalfe一派占了上风，决定返航。Hunter愤怒而又无奈，他和另外几个愣头青跑下船，钻进港口边的一艘废弃破船里面，骂娘、喝酒、哭泣了一整夜。

 

许多年以后，Hunter得知其实当时整艘Greenpeace的进退都是听命于他们中的一个叫Bohlen的家伙，他是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的主席，行动的出资方。虽然表面上小船的一切行动都要由所有人开会决定，但实际上船长只听命于Bohlen的秘密指挥。当Hunter写下这一切的时候，他并不像当年那么愤怒。相反，他意识到，也许正是Bohlen与Metcalfe的老成与精明避免了小船因为一种偏执的疯狂而葬身白令海的风暴之中。他的笔下，忽然充满了对这两个社运老手的苦涩的敬意。

 

1971年11月4日，那颗氢弹在Amchitka引爆成功。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在提前一周得知引爆日期后派出的第二艘船（Greenpeace Too）没能来得及赶到试验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冒险。但这颗氢弹也宣告了核试验在北美的寿终正寝，在反核试验运动的声浪影响下，美国的军事工业共同体罕见地妥协了。更重要的是，那几个从Greenpeace号上走下来的身心俱疲的人，把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重新组织整合，运用在这次旅行中积累的行动经验，开始运作一个叫Greenpeace的团体。即便在30多年以后的今天，她的身上仍然深深地烙着1971年飘扬加拿大西海岸上空的疯狂、偏执、纯真、友爱和国际主义精神。

 

 

（一）

 

Greenpeace was a product of the Vietnam War, as much as anything.

-- Bob Hunter, The Greenpeace to Amchitka

 

1971年初秋，一艘渔船从温哥华出发，一路往北经过阿拉斯加，向阿留申群岛进发。 她的目的很简单，开到一个叫做Amchitka的小岛附近，然后看看美国佬是不是有种在那里按计划引爆一枚氢弹。她有一个牛逼的名字“Greenpeace，”因为“没有核弹树就不会被炸死（汗。。。）；”她有一个牛逼的船长，当时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渔船船长里就他袖管一撂，“上！”她载着一群牛逼的人，里面有记者、大学老师、政府职员、科学家和公关老将。这趟充满寓言意味的旅程引发了一场抗议、催生了一个团体，并且直到现在仍然顽强地定义着这个团体的作风、哲学和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传奇，如同《奥得赛》和《白鲸》一样，这个同样发生在狂暴的大海上的故事以它近乎神话般的丰富性，为任何一个试图从它里面寻找指引和安慰的后来人提供答案。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趟混杂着冲动与审慎的冒险。“人们眼睁睁地从电视上看着那些男孩的尸体用裹尸袋成批从越南运回来，伍德斯托克的声音仍在脑中回荡，‘黑豹’的最后成员正被枪杀，核大战看起来一触即发，尼克松这样的人正志得意满，”Bob Hunter在描述20世纪70年代初的北美政治图景时如此写道，“在这样的时代你要是不神经质，那你就是有病。”（If you are not paranoid, you are crazy）

 

如此时局之下，美国要在阿留申群岛附近进行核试验的消息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忧惧。生态运动正处于萌芽状态，虽然这颗250倍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氢弹在靠近温哥华的阿留申群岛爆炸所可能带来的辐射隐患与地质灾难在当地居民中间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但影响仍仅局限于不列颠可伦比亚省。一个疯狂的想法于是诞生了：进行一次海上的游行！直接跑到核试验区去，就像站在白宫门前抗议一样！

 

然而核试验区毕竟不是白宫门前的大草坪，秋天的白令海也已经开始孕育着暴虐的风浪，渔船唯恐避之不及。老牌的美国生态团体Sierra Club马上否定了这个提议，于是一个叫做“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的怪诞组织就这么成立了。他们筹了一笔钱，便开始招兵买马。尽管看起来冲动鲁莽，但这绝非青春期小男生一时头昏脑热。 船上的Metcalfe早已是过了不惑之年，在加拿大公关圈摸爬滚打多年，参与多次选战的老手，Bob Hunter则是《温哥华太阳报》的记者，他上船的时候满脑子麦克卢汉的媒体理论，誓言打一场媒体时代的新型环保战。既然来自越南的影像与图片第一次让媒体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的整个认识，那么它们也可能扭转人类对于自然的观念。他把这一策略叫做“头脑炸弹”（mind bomb）。所以当这群嬉皮士味道十足的家伙登上Greenpeace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必备的打字机和相机，还有当时在加拿大都属于“尖货”的日本产摄像机。而他们留在岸上的女眷们此时则扮演传声筒的角色，每天通过无线电接收男人们从船上发出的新闻稿，然后再转发给加拿大和美国的众多迫不及待发稿的记者们。从一开始，他们就清醒地意识到时刻将自己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舆论大众的保护，美军的巡逻舰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这艘小船施暴而不留任何痕迹。

 

同样从一开始，这次旅程与媒体的关系就充满复杂的张力。Metcalfe给众人的第一条忠告便是不要“偏执地追求宏大”（“Beware of paranoid grandiosity”）。媒体的关注与暂时的声势很容易使人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而在策略上陷入冒进的险地。但他们与媒体的吊诡关系远不止如此。这船上包括Bob Hunter在内的数人都是记者，且有专栏任务在身，身份的重叠使得这次正在进行中的艰难航程与出现在家乡报纸上的故事产生了微妙的重合。水上经历与纸上传奇之间的千丝万缕在小船上引发了不小的困扰，尤其是当行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为进退做出决断是时候。究竟谁为谁而存在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媒体报道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生态运动发生在现实的海洋上还是在人的眼中和心里？这些也许属于今天书斋里的问题，在1971年初秋寒夜的白令海上，像缭绕在狭小昏暗船舱里的烟一样，缠绕在那些胡子拉碴的男人们焦躁不安的心里面。

 

(待续)

 

 

山水 地摊兵马俑 唐装 小朋友 方文山 歌唱祖国 航天员 苏联 告别革命 飞天

盛唐 郑和下西洋 样板戏 浓妆艳抹 群众演员 国学热 于丹 破四旧 世界音乐

子曾经曰过 阜阳白宫 和谐社会 “人多力量大” 赝品 孔子学院 五星红旗 叫停女娲

全球变暖 脸谱 封建迷信 女子十二乐坊 瓦格纳 北京人在纽约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改革开放 东方红 文化符号 好莱坞 四大发明 高科技 整齐划一 折扇 胡同游

大山说相声 国家大剧院 黄金甲 抵制日货 中轴线 赞助商 知识产权 红高粱 四大天王

圆明园 唐宗宋祖 农民工 曾国藩热 以人为本 王力宏 京剧进校园 汉服 王老吉 幸福可乐

姚明 北京欢迎你 跨界 山东祭孔 格调 张勋复辟 倪萍 欢乐今宵 暴发户 法租界

“老子曾经阔过” 无极 潘家园 郎朗 杭州埃菲尔 御用文人 钓威牙 中学历史 《世界》

尼赫鲁 五四 陕西祭祖 青花瓷 南锣鼓巷 北朝鲜 气功“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疯狂英语 你和我 梦回唐朝 长城 新儒家 假笑 大国崛起 解放军 崇祯帝 乒乓外交

毛主席纪念堂 李连杰 李宁 从此站起来了 二人转 刺客 宏大叙事 第三帝国 杨利伟

现代启示录 宫廷乐师 后海酒吧 红 紫禁城 黄袍加身 世界之窗 国族认同 联想

国际惯例 “豺狼来了有猎枪” 三好学生 亚运会 金正日 万国来朝 俗 清宫戏 戏说

三国影视城 穿龙袍照相 胡戈 《黄河》 故宫星巴克 走向共和 二月河 汶川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巫祝 春晚 外媒盛赞 北漂 赤壁 罗中旭 牺牲小我 充气娃娃

圆环套圆环娱乐城 琉璃厂 老舍茶馆 中国特色 章子怡 王千源 逼捐 《独白下的传统》

 

这是最繁复的，也是最单薄的；

这是最昂贵的，也是最廉价的；

这是最雄壮的，也是最虚弱的；

这是最开放的，也是最封闭的；

这是最热闹的，也是最冷寂的；

这是最华丽的，也是最苍白的；

这是最尊贵的，也是最卑下的；

这是最深奥的，也是最浅显的；

这是最提神的，也是最催眠的；

这里有的是群众，却看不见人；

这里有的是文物，却看不见传统；

这里有的是符号，却看不见意义；

这里写满了“中国”，却找不到中国；

这里是2008年8月8日8点钟的北京，

欢迎来到这颗操蛋的星球。

 

在彼岸的伦敦出了一本新书，叫北京Coma。 作者我并不熟悉，从名字的拼音来看，应该是我的本家。不过，这本书所受的关注程度表明作者在欧美的阅读圈子里还颇有影响力。也难怪，作为直接呈现十数年前某一事件的厚重长篇，在某运会临近之前面世，自然可以引来西人驻足。远东经评直呼作者为“中国的良心。”用记忆对抗遗忘，这种昆德拉式的战斗固然值得尊敬。这年头人的记忆比内存条刷的还快，良心这东西，狗想吃都吃不上，全他妈给屏蔽了。可是什么是记忆？记下符号、信条与情绪就是记忆吗？倒是有些评论一针见血：他只关注那个单一的社会。仿佛他的脑子里只装下了他转身离开时瞬间定格那个时代、事物与人。评论者将他与东欧的流亡文学作者们并列，并认为常常是那些时代成就这些作家，而非相反。他们只需用朴拙的社会现实主义手法捕捉那些本身就已足够丰富而戏剧性的事件，无论单个人物塑造如何苍白，都足以撑起一部可读的作品。看来西人里也不乏门儿清的主。

 

我大概是不会拾起这么一本六百页的大作了。一般来说事先知道要说什么的作品都不是有趣的作品，无论其目的是多么崇高。对那个时代的纪念越来越纪念碑化了，就像某烨的某和园。为什么80年代最末一年的春夏之交就只剩下可以被肆意挥霍的烦躁情绪、神经病一样的大学女生和狗日的诗人？为什么那个时代必须被浓缩在某个校园和某个广场并且伴着某几声枪响被打包zip然后贩卖？也许北京Coma中的主人公对当下中国的态度最有说服力：对他来说，“这十几年来所涌现的新事物，流行乐、出国潮和互联网，都分散了对那场事件的注意力（distraction）。”这难道不是对这本书、这一类书或者这一整套纪念模式的最好注脚吗？对当下中国的彻底麻木，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兴趣，并乐于用最刻板的论调把所有一笔勾销。仿佛这些新事物本身除了依附于那段僵死的记忆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这不仅是流亡所带来的病，也为很多西人所沾染，挥之不去。

 

这种麻木带来的往往就是缺乏思维活力的单调产品，为人为文皆是如此。史景迁曾说，这个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篇章。我至今仍然觉得这是一个西人对中国最优雅的告白。它不涉及对具体是非功过的评说，却鸟瞰整个历史进程，内中包含的是一个智慧的人不灭的情感与好奇心。这是一个活着的社会，一段活着的历史，是只有亲身在其中搏命才能体会其酣畅淋漓的。这让我想起某晓波，这个当年逆风飞行，在最敏感时刻从美国跑回北京的人，事件之后从未离开，十多年里虽数次入狱，却自始至终对公共事务保持“在场”的状态，从辱师门到韩寒，依旧笔锋犀利毫不避讳。比起那些在自由的伦敦和华盛顿的书房里堆砌着自己围墙的人，他在北京的围墙里自由戏水，与时俱进。北京Coma的主人公是一个因某事件而瘫痪在床的人，这明显是种隐喻，但所指却并不清晰。无论如何，北京没有瘫着，中国也没有瘫着。以Coma指涉当下的北京，远不如甲亢、磕药、打鸡血来得贴切实在。这一点，也许只有认真地混迹在这个疯狂国度的小市民们才能体悟。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拎着一盒7-11的盒饭从朝阳门走回东四十条。站在横跨东二环的天桥上向北看，是近乎魔幻荒诞的新保利大厦和底下的滚滚车流。不知为何，这个场景成为了我对北京最深的记忆。艾未未说东京的建筑展现出一种近乎暴力的未来主义，让他着迷。我觉得北京展现出的则是一种近乎未来的暴力主义。它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让你在一遍遍地对它冠以“狗日”、“大爷”和“JB”这样的称谓时，仍旧极度渴望再次投入它史诗般的泥泞。

06年世界杯之前看一英国老兄写的一篇东西，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说足球这玩艺儿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它与国家实力的相对脱节：这世界上足球玩得最转的不是美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西欧也就那样，英法德加起来才拿过几回世界杯。倒是南美的一众小兄弟玩得欢，间或还有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出来搅个局。最近的例子是伊拉克，一帮热血男儿为这个战火纷飞国已不国的地方捧起了亚洲杯。当然还有中国国家男猪，他们用整齐得如男模一样的身躯捍卫着这个英国哥们儿的狗屁理论：足球这东西，玩得转玩不转跟国家待不待见没啥关系。

 

这理论当然没什么学术价值，用来坐公车挤地铁时练脑力倒是恰如其分。按说它还是蕴含了一部分真理：我可以跟你打赌今年中国肯定能拿奥运金牌榜第一，但我死也不敢奢望中国男足能小组出线（或者小组不垫底）。这就是为什么说在中国，作体育总局的头头是喝了蜜（你见过哪个国家把奥运金牌看得比自家亲妈还亲的么），但你丫要是进了足协，那就是一脚踩进了史上最深的一坨屎（the deepest shit in human history），拔也拔不出来。举国体育的体制也许可以搞定110米栏，但就是搞不定那个几米见方的门框。少体校的深沟高壑居然敌不过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别说敌不过，中国培养出来的那些183俱乐部式的标准猛男甚至连给罗比尼奥这样营养不良的小黑仔舔脚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足球的伟大之处。

 

所有的奥妙都在这项运动天生的不确定性里面。在一个硕大的球场上同时呆了22个人，外加一个号称胜利12人的裁判（这项运动赋予裁判的自由度也是所有体育项目里所罕见的）。除非雷暴冰雹，足球一般来说是全天候进行的，雨战雪战是家常便饭。比起大部分其他体育运动—要不就是在室内、要不就是项网球这样下一点雨就停赛—足球受天气这样的非人为因素影响可能也是最大的。所有的这一切不确定性都是球迷的美梦，却是足球官员，尤其是中国猪协官员的噩梦。为什么呢？

 

耶鲁的政治学巫师级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其名作《Seeing Like a State》(“从国家的视角看问题”)中，系统分析了现代国家所进行的几个并不成功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工程，包括柯布西埃式的城市规划（如巴西利亚）、苏联的农村集体化和工厂化大农业在第三世界的推广。这些浩大工程的背后都有一套共同的逻辑，就是国家通过对复杂的既有社会现象的激进简化，达到自身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目的，但往往事倍功半。柯布西埃的城市规划用横平竖直的几何线条把城市变成一个个单一功能区，行政、生产、生活全部分开在固定的地方进行。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巴黎和罗马这样在统治者看来“混乱不堪难以管理”的城市，但他的几何式城市规划却因为代价太高（想象一下所有的道路都必须不考虑任何地理因素而修成直线所需要的炸山开路的成本），连斯大林都觉得过分。像巴西利亚这样为数不多的体现柯布西埃理念的城市，也因为严格的功能区划分而几乎沦为毫无活力的死城。同样的，苏联的农村公社化试图打破米尔制这样在统治者看来复杂而难以掌控的农村组织形式，换之以整齐划一的集体农庄为城市工业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但其结果却是农村生产率的大滑坡。第三世界的现代农业推广者们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他们嫌当地农民原本的复种、轮作等技术过于“落后，” 转而希望以单一化种植、产量至上的工厂化农业取而代之，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斯科特认为这些社会工程表现出了现代国家统治精英们的一种“傲慢与偏见，” 即认为普适的抽象知识比经验性的实用知识更高贵。所以柯布西埃的城市设计完全遵从横平竖直的几何原理，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原先的人文因素和地理条件是完全不相干的；苏联的集体化农村公社全都是由坐在莫斯科办公室里的官员遵从统一的规格组织起来的，完全无视这些村落原本的传统和组织架构；第三世界的那些农业推广站官员推行的是学院派的高产品种+化肥+农药的三合一公式，当地的地力、气候和耕作传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脱胎于书本与理论的抽象知识（episteme）固然是人类进步的结晶，但抽象知识对实用知识（metis）的傲慢霸权，却是许多看似宏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碰壁的关键。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口口相传、师徒相授的很多经验性的实用知识（如传统农耕知识）因为无法作普适化的抽象而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但它们恰恰是人们为适应极为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而发展出来的良药。依赖抽象化知识的“科学化管理”往往需要把复杂的社会现实改造成类似实验室的环境进行变量控制：农业生产只关注“产量”，天气、肥力、给水都是要被精确控制的变量。然而现实环境的复杂与多变常常使得“专家”不敌“老农，”成为被人讪笑的下乡支农“大学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其天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注定了是实用（metis）压倒教条（episteme），是老农压倒专家的，或者说是毛（泽东）压倒王（明）的。中国式行政足球的失败，恰恰就是一刀切式的“科学化管理”的失败。熟悉甲A的同志们可能还记得，每年开赛之前中国猪协都要搞海埂集训，还要搞什么体能训练，悠悠体测这样花哨的项目，令球员教练都叫苦不迭。在这些猪协官员的脑子里，足球这个东西只有一个产出，那就是“成绩”。而这个成绩是可以通过控制一系列变量来达到的，球员平均身高要高，最好是183，你丫要是179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球员跑得要快，百米速度统统给我进12秒；球员耐力要好，全场疯狗一样的抢逼围都不带喘的。于是乎，你看到一支像双汇火腿肠一样整齐的球队在场上梦游。猪协官员还特别喜欢搞集训。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联赛停了把火腿肠送到高原上关着烤，让他们玩各种很“科学”的小游戏：过桩、抢球、小组对抗，仿佛摆弄实验室里精壮的小白鼠。

 

可是真刀真枪的国际A级赛事所充满的变数，完全不是海埂的“实验室”可以模拟的。为什么大部分足球强国都有好的联赛或者足球“环境”？为什么贫民窟的街道上能出那么多罗纳尔多？因为足球这东西不是靠“控制变量”控制出来的，你得放手让小屁孩儿们从小就开始撒着欢的踢，让他们见识各种环境各种对手。把这里面冒出来的尖儿（甭管他是矮子驼背还是被烧伤毁过容）送到一个好的联赛里面，让他继续跟各路高手过招，品尝胜利失败和各种压力。过几年之后，等你丫凑齐了11个这样充满临场智慧与脚下感觉的尖儿，你就等着牛逼吧。但是这种临场经验与脚下智慧是很难被抽象为条条框框的书本知识然后批量复制的。巴蒂斯图塔的成功也许可以被总结为“前锋必须具备的10个条件，”可是这十点马上就可以被欧文全盘颠覆。一个成功的球员就像一个没念过书却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一支成功的球队就像是一艘由这些风格各异的老水手驾驶的船，可以出没于任何险恶的航道。这充满了metis之灵气的队伍不是请11个精通流体力学却没看过船的物理学家就能简单代替的。足球对“实用知识”的依赖注定了它应该重环境而轻集训、重熏陶而轻灌输。这点道理，连文盲郝海东都明白，猪协官员死活整不明白。

 

管窥足球，以见国家。在一个处处讲投入产出、“科学管理”的国家，诞生了举国体育和行政足球并不为奇。行政主导的高投入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用在一些并不复杂的竞速、赛力项目上也许可以奏效（很多体育项目基本已经沦为科学养猪，往里砸钱砸饲料出点儿成绩没问题），但是面对足球，它注定是碰壁的命。在里约的街头传递那些野路子过人技术、耍人手段和诡异的球感永远进不了书本知识的殿堂，但它们所代表的力量足以托起n座大力神杯。

 

从这一点上来说，足球是倔强的。她永远不会沦为几个大腹便便的官员指示几句就俯首贴耳的顺从玩偶。她是自由的。

 生活过得浑浑噩噩的一大症状就是对球类运动产生免疫。法网决赛打完了才知道在打，新闻里放NBA消息的时候才发现怎么一群老逼换了身马甲就夺冠了，如火如荼的欧洲杯打完了第一轮才察觉原来今年还有欧洲杯，好不容易看了半场球，发现西班牙有半数球员我已经不认识了。。。 仔细回想一下，才意识到正经看过的最后一场球类比赛还是去年八月份刚来时看的美网，以至于想看场球儿愣是调了有三十多个台才找着那狗日的ESPN。这一年我看的E绝对比ESPN多，果然是越活越Chandler了。

 

要说算起来96欧洲杯才是我的看球之始。94年世界杯吊起了年少的我对足球这项伟大运动的兴趣（那时候没有李大眼也没有黄健翔，我记得我看过的第一篇球评来自《少年文艺》对世界足球各强队惟妙惟肖的描写）。只可惜，好不容易萌发的兴趣之芽又被随后的甲A给恶心回去了，愣是在地里又埋伏了两年（不知大家是否还依稀记得广州太阳神这个名字？现在除了广州还在，连太阳神这个陪伴一代人童年成长的奇迹之物都没了…）。差不多95，96年的时候上海台开始转英超了，96欧洲杯又正好在英格兰，所以培养了一批支持英格兰的上海小瘪。现在我所记得的96欧洲杯，除了比尔霍夫的决战成名，也就是加斯科因的神来之笔和索斯盖特的猥琐点球了。时过境迁，现在的英格兰连欧洲杯都打不进了，而传奇的南斯拉夫也已经正式不复存在。这球，不看也罢。

 

其实看球（无论是什么形状的球）这个东西，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别的方面不说，光是它对人性别的影响就值得大书特书。你也许要问了，我的性别关这个球什么鸟事？哎，这就是你不懂了。你长了两个球，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个男人，你还得看球。人的生理性别是人他妈（和爸）决定的，但人的社会性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建构：你要怎么表现才算是个男人，除了你妈之外，整个社会都在教你，虽然没有向你收学费。看球就是这种教化的一种方式。激烈对抗的体育运动，本来就蕴含了我们所处的文化对于力量、竞争和对抗的极富仪式感的崇拜。这些元素不仅被认为是“阳刚”的， 而且（相对于“阴柔”）是更优越的。参与、欣赏、评说这种运动，便是确认这种男性身份认同的途径。这对于青春期长身体的男小瘪们尤其关键。因为这一阶段，不仅身体各部位在疯狂滋长，社会性别身份也正有待确立。与其他男小瘪一起踢球或讨论球赛，正是通过群体互相确认性别身份的过程。这种时候，你丫要是不踢球，而是跑去跟你家隔壁小妹妹跳皮筋儿，或者跟着你妈在家看黄梅戏，那你丫就不“正常”了。你别看初中男小瘪们在那里很专业的讨论英超意甲，其实你要是竖起耳朵往死里听，就会听到他们说的无非就是这几句话：“我是个男人。”“嗯，你是个男人。”“对，我确实是个男人。”“做男人，挺好！”

 

性别身份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要不然就只剩下初中小瘪看球了。这种东西是会长回去的， 所以得不断刺激，给它喂太阳神。这就是为什么到哪儿都会有扎堆儿看球评球的男人（一般自称“爷们儿”），他们之间的交流无非是用那条发育得更完整的声带重复着初中小瘪们的老话。当然，看球说球已经是确立男性身份的比较文明的方式了。它的更低俗的版本包括打老婆，以及互相交流打老婆的经验，等等。由此看来，其实整个世界体育产业无非就是把这种阳具中心主义文化兑现为钞票的一种绝佳方式。觉得自己不够爷？买吧！穿的像大鲨鱼奥尼尔你就爷了。

 

竞技体育的这种阳具中心主义本质，使得参与其中的女性尤显尴尬。本来，我觉得很多女子项目设立的初衷，就带有第一代女性主义的严重局限性。它们无非是想表明，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到。但它们并没有试图颠覆体育的雄性崇拜，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如“力量”、“速度”、“对抗”这些特质被赋予的正面含义：连女人也急于得到它们。正如Mary Wolfstonecraft这样的早期女性主义者眼中的理想女性就是摒弃了一切“阴柔”特质而像男人一样“理性”、“果敢”、“坚强”的男人婆，现代竞技体育催生了一大批带着男性第二性征在场上东奔西跑的奇怪女人。对于拳击这样暴力的运动，我们这个社会所给出的答案居然不是对暴力崇拜的批判性反思，而是“女同胞们，上啊！”

 

与女子项目的扭曲逻辑不同，“女球迷”这一物体的存在倒是颇有一点解放的意味。这种解放来自两个与权力关系紧密的动作，其一是为“观看”，其二是为“言说”。观看这个动作的权力指向是很明显的，观者为占据权力高地的主体，被观看者则往往是处于权力下风的客体。这种权力关系的最生动演绎就是A片：男人兴致盎然地观看着毫无遮蔽任人一览无余的女人。在体育史上，古希腊的奥运会不让女子进场观看不仅是因为运动者赤身裸体，女子地位的低下不能享有“观看”的权力大概也是关键因素。而现在女球迷们比起她们的古希腊前辈们则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可以可以把场上男人当作AV男优大饱眼福，意大利这样的贱男球队还要偶尔在球衣上作手脚提供全方位视觉服务。“言说”一项则事关话语权。看完了当然要说，一说就在男性主导的足球话语上打开了天窗。这不过现在这项任务的完成度还不够高，不仅解说员还都是男人，评球的也都是男人。女同胞们任重而道远。

 

认识了踢波看球的这层性别深意，就说明离解脱蒙昧桎秙路途不远。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胆调台，往死了看E，坚决不看ESPN。然后，冷冰冰地扔给你看球的哥们儿Phoebe的至理名言：看吧，都他妈insecure about your masculinit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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