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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门外 保利之南Down and Out in Beijing October 01 Negotiated 在最近的一票无脑烂片之中，大概只有State of Play ("国家要案")值得花银子安静地坐上俩小时，即便需要忍受后排惊天地泣鬼神的口臭（没错，确实是口臭）。 与大部分悬疑片玩弄的伎俩有所不同，State of Play为看客们设下的局远不止通常的“啊，原来凶手是他！”或者“操，搞了半天他没死”这种俗套。利用叙事框架使观众陷入某种解读套路而无法自拔，从而难以接受最终真相，需要在散场后兀自negotiate一个可使自己心安的结局，这手法不可谓不高明。 全片从国会议员女助手的离奇死亡始，一开始便把观众拉入“谁杀了她”这个庸常问题中，并摆出一副“这背后肯定有阴谋”的架势。在这个架势引导下，一个“无良大公司 vs. 仗义政治家”的叙事框架被慢慢地像紧箍咒一样在看客们脑袋上慢慢收紧。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家承包美国海外安保任务，并对美国国国防情报行业上下游多个环节的油水虎视眈眈的大公司。为了整垮一直以来针对他们的国会议员（本·阿弗莱克），他们在他身边安插美女密探，并在她与议员产生感情后动手灭口。这看起来是一个经典的公司阴谋，无怪乎资深老记者（拉塞尔·克劳）一眼就看出其中“端倪，”通过微小线索的积累一步步往上追索，力图揪出阴谋背后的大鳄。这一切的高潮，是国会议员在老记的鼓励之下，大义凌然来到报社，当着众人的面揭露大公司的阴谋，并不惜承认自己与美女助理有染的丑闻。 如果这一切在这里戛然而止，就未免太主旋律了。 煽情告白之后的不经意闲聊中，一个细节引起记者的警觉。当他再一次顺藤摸瓜时，挖出的真相却使他难以下咽：原来议员早就对女助理起了疑心，于是派自己当兵时的死党暗中监视。而这个死党既愚忠又凶蛮，为保护自己的好友不惜亲手杀人，并继续冷血地连环灭口。一个宏大的“勇斗恶势力”故事瞬间蜕变为糅杂了猜疑、义气、愚忠、变态、懦弱的现实闹剧。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并未否定前一个故事：议员对大公司的调查以及大公司安插美女密探这些仍然是事实。只不过女助理的死并不能被顺理成章地嵌入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框框，那是一场更私密的个人悲剧。无论习惯了故事套路的内心能否接受，这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再满拧也是事实。 拉塞尔·克劳的记者身份为这两种故事的纠结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因为没有谁比一个新闻记者更容易沉陷于互相拒斥的叙事框架的折磨。更精妙的是，编剧故意安排他在明面上同时进行另一场“叙事战争”：所有的小报记者都试图把女助理的死演绎成一场廉价的桃色丑闻，而作为大报记者的他需要力压主编的质疑，挖出背后更“宏大、”更“严肃”的阴谋，做出一篇完美的深度报道。最终的真相无疑为这种抗争蒙上了一层讽刺色彩。 大众媒体往往容易陷入既定的叙事框架无法自拔。然而现实远比“勇者斗恶龙”的故事复杂和浑浊。好的记者应该有能力在往往互相排斥的叙事之间“协商”出一件仍具完整性的作品出来。好的读者也是。当然，可读的不只有新闻，还有生活。虽然需要暗自捏合互相排斥的故事有点累，但其中的张力倒也颇具美感，就像观看这部电影的体验一样。 不经粉饰的混沌现实最美。  June 04 四张照片    这四张照片都捕捉了同一个著名的瞬间。在北京饭店的几个不同的阳台上，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左上）、马格南社的Stuart Franklin (右上)、路透社的Arthur Tsang Hin Wah （左下）和美联社的Jeff Widener (右下) 各自按下了快门。 这些胶片有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是被藏在饭店房间厕所马桶的水箱里才免于被警察收缴销毁；有的是被一个不知名的留着长发的美国留学生塞在内裤里带出了北京饭店；有的则是被一个法国留学生装在茶叶罐里带到了巴黎。他们中最著名的那张无疑是美联社的版本。它出现在第二天世界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尽管仓促中，摄影师的快门时间选择过长，锐度稍显不足。也难怪，这些摄影师经历了之前的仓皇昼夜，被石头砸中、被误认为间谍而遭学生殴打、躲避子弹。他们的记者同行有人受伤，有人丧命。 他们记录下的是一个平凡又勇敢的动作。那个手里提着塑料袋、穿着那时标志性的白衬衫的青年，从人行道上跑上空空的长安街，挡在行驶中的坦克面前。他们没有记录下的是，领头的坦克停了下来，并一再试图绕开坚持挡在前面这个青年。这是一次奇特的相遇：在充满了暴虐气息的时刻，两个普通人（青年和驾驶员）在这空旷苍白的长安街上展现着他们的良知。尽管从今往后，他们都会被分拆开来记忆--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 白衣青年通过美联社的照片震撼了世界，虽然到现在为止都没人知道他姓什名谁，后来命运如何。今天，当人们愤懑于西方媒体的偏见、诅咒他们的有色眼镜、委屈于自己的不受重视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就在不算很远的某天早晨，一个中国人曾通过北京饭店阳台上的那几副镜头，让世界感到骄傲。 “He made the image. I was just one of the photographers. And I felt honored to be there.” -- Charlie Cole * 四个摄影师的回忆，见：http://lens.blogs.nytimes.com/tag/jeff-widener/ May 31 The Curious Case of Sonia Sotomayor 大概任何总统提名的任何一个最高法院法官,无论他/她看起来多么完美,都可能引起另一派人马的不满。所以，奥巴马提名拉丁裔女法官Sonia Sotomayor顶替即将退休的David Souter在最高法院的席位引致右翼抱怨这件事本身就像狗咬人一样，不算新闻。 有趣的是这次抱怨的内容。两位引领美国右翼风向的大佬级人物，掀起1994年“共和党革命”的前众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愤怒的白种男人”代表、电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同时向奥黑的提名人开大炮。由头是2001年Sotomayor在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自己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拉丁裔妇女的经历，使她能比未经历过这种生活的白种男人做出更好的判断。这个说法被两门右炮轰为“种族主义者。” 这大概是近期最令人惊艳的一个炮弹了，以至于我必须停下手中的筷子，转过头去向电视机里那个满脸怒容的电台胖男人致敬（默哀？）两秒钟，然后回过头来体会这其中华丽靡废的逻辑。 在谈论美国政治中已近乎规定动作的左右互搏时，两派观点的可预测度之高已入催眠之最高境界。所以偶有极具超越性的表现（如奥巴马的费城演说），或极其拧巴的思维，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大呼过瘾。这“种族主义者”一说就属于后者。但拧巴归拧巴，它底下所暗藏的那种世界观却值得刨坟开棺，好好赏玩赏玩。 这个说法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不能仅以一个人的种族来判断其能力、禀赋、水平。如果白人不能因为你是拉丁族裔而认为你能力低下，那你也不能因为对方是个白人就认定他不能履行法官职责。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理直气壮！可是隐藏在这个逻辑背后的前提条件，是这两个人本身是完全平等的个体，种族只是他们的某项不同属性，仅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谁拿肤色人种说事儿自然有“种族主义”之嫌。可是为什么俩衣着光鲜的盎格鲁撒克逊男性白人新教徒一脸委屈地指着一个拉丁妇女投诉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这件事情看起来这么滑稽？因为现实世界不是太平盛世。种族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张能力考查表上中性客观的备选框，白人黑人拉丁人都能往上打勾。它无可否认的是一种历史现实，是仍旧顽强存活在美国社会的既定权力结构。它的一边是享尽优越特权的白人，另一边则是一出生就陷入各种不利境地的有色人种。 承认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就不会荒唐地把一个弱势族群的人所发表的对强势族群的挑衅（战）性言论误认为是“种族歧视。”因为这完全混淆了两方的尊卑高下。它更多的是一种抵抗（resistance）, 是处于弱势一方在不公正的权力结构中对压迫所做出的回应。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时骂的“日本鬼子，”总不能说是小兵张嘎在歧视东条英机吧？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它所反映的那种强弱之间的动态关系却是恰当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拒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仍然健在。在他们的眼中，市场是自由的、竞争是公平的、规则是健全的，总之，“世界是平的。”在这平等的幻象之下，产生了一种非常牛逼的sense of entitlement：我这一路私立中学、普林斯顿、老爸哥们儿的律所、老妈姐们儿的投行这么干过来，全都是因为老子聪明肯干有能耐！正如敏锐的人看到的那样：“这屋里的自我感觉能够照亮整个曼哈顿。”在这种选择性无视的指导下，任何一点旨在缓解社会不公的努力都被视为一种抢劫，乃至于法西斯。照顾少数族裔入学找工的Affirmative Action被认为是要“惯坏一些人；”提高高收入阶层所得税3个百分点就被骂成“社会主义；”增加学校种族多元性的举措还要被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称作为“基于种族的歧视。” 这么看来，倒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比他们所憎恨的左派更相信乌托邦。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自己那个玲珑的想象乌托邦里面，不管华盛顿触目惊心的种族隔绝是如何近在眼前，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既自由又平等。在那里。他们一边捞得脑满肠肥，一边还能娇声抱怨：不许碰我的奶酪，你这个种族主义婊子！  May 17 无法归类的西岸残片阴郁的下午,在西雅图华大的某个号称"包工头办公室"的小屋里就着窗外天光看杂志，看到一种奇怪的病：截肢癖(apotemnophilia)。 得此症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皆有一抹不去的强烈欲望，就是想把自己的某条健全的肢体割掉。连应该从哪条线开始往下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总是觉得那支臂膀或腿脚让自己不自在，以至于在街边等车或搭乘地铁时，都强烈渴望把它伸出去，让它被撵得骨肉不存。 承了弗洛伊德衣钵的心理学家总认为这种欲望又是某种被压抑了的性欲的曲折表现，但所有患者在访谈时都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们对截肢的需求现实而具体，一点儿闷里巴骚的暧昧都没有。于是，有明白人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大脑里有一块区域存放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投影（body image）。当我们的肢体受到外界刺激时，相应的部分便收到信号：我的左腿被狗咬了，或者我的脑袋被驴踢了。但这个存放着身体投影的区域并非你硬盘里的隐藏分区，病变或先天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个投影的完整性。当这幅投影缺乏一条左腿时，大脑对于来自现实左腿的信号就无所适从了：左腿变成了一种"过度存在"（over-present）,各种敌意和拒斥油然而生。 与之对应的另一种病症则是截肢病人经常能感受到的“幽灵肢”（phantom limb）。即便在截肢以后，他们仍能感受到那条肢体的存在，仿佛是在一个别扭的位置被卡住了一样难受。这种感觉甚至强烈到可以杀人。很多截肢病人因不堪忍受幽灵肢的折磨而自杀。这多半也是那残存的身体投影惹的祸。而且大脑的自我调节能力惊人，那条失去的肢体留下的感官空位经常会以某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被填补上。比如当负责脸部触觉的神经元占据了那里的时候，截肢病人的脸部就发展出了对应于那条肢体的感受带，抚摸脸庞如同触摸手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本应是最确凿无疑的事。可大脑中一份残缺的投影竟有可能将这种最切身的现实化为一片虚幻的"幽灵," 以至于我们不能判断自己的手脚是否仍然健在。所谓“现实”的脆弱可见一斑。 “你还记得萨丕尔-伍尔夫假说么？”屋里的神人抬头幽幽一问。当然还记得那个关于爱斯基摩人与雪的美妙假说：语言决定了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实。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大量形容不同种“雪白”的词汇，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北极的冰天雪地绝不是我们眼中单调的茫茫一片。反之，如果语言中缺乏用来描述某种现实的语汇，人就很难真正想象、理解和掌握那种现实。 更有甚者，在面对朋友拔枪自杀后脑浆四溅的悲惨场面时，第一反应竟是买来立拍得将此场景拍下，否则便无法"come to terms with" 这一残酷现实。拍下照片之后，他仿佛在心里为朋友的死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的抽屉，使他终于可以以某种方式面对（不面对？）它，从而获得某种慰藉。 其实，body image也好，语词也罢，它们不正是我们脑中的无数只抽屉么？我们把看到的、听闻到的、触摸到的那些碎片分门别类，放进这些贴着各种标签的抽屉，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大睡而去。如果有物件无处安放，我们就要焦虑不安，心神不宁，或产生自我怀疑：“莫非是我太愚蠢？”；或干脆大声否定：“这东西绝不是真的！” 通常来说，这抽屉分得越多越细，抽屉的主人往往就越渊博多闻。面对他人看来摸不着头脑的奇闻轶事奇谈怪论，他总能气定神闲地找到它们所对应的位置。这有点像一个优秀的图书馆管理员，坐拥一座也许是由库哈斯设计的分类妥贴的世界级图书馆，任何稀世奇书都不在话下。不同抽屉之间的联动也能带来意向不到的奇特效果。传说纳博科夫所看到的每一个字母都带有不同的颜色，皆因为他脑中分管阅读与颜色的抽屉相隔过近乃至发生了勾连。艺术家中多有这种现象，所以他们敏感。这对于寄望于“培养”艺术细胞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这沮丧就像我在西雅图及旧金山的两家现代艺术馆中所感受到的那样：那些颜色、线条和形式永远对旁边的那个家伙更make sense。 将现实归类的能力固然赋予人力量与自信。然而这自信若过了头，便又容易变成一种智力上的懒惰甚至傲慢。我见过这样的聪明人，遇到一件事物，便脱口而出：“啊，这不过是民族主义！”、“喏，这无非是儒家价值的典型表现。”、“切，这只是精英政治的常态！”透过这貌似充满智慧的宣言，你仿佛看见一双快手，三下五除二地把一堆物件分门别类扔进各个抽屉，然后不屑再去多看一眼。殊不知，那无处安放的东西也是财富，积攒到一定数量，甚至可以到为其另辟新抽屉的程度。Thomas Kuhn所说的Paradigm Shift，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能认识到这种怠惰与傲慢，并在治学时转而秉持一种谦卑与自省，这固然是好事一桩。它无非要求一个人审慎地把所接触到的东西分类，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那些并不一定能承装下世间万物的抽屉，并坦然面对那“无处安放”的一切。但这时若能更进一步，追问那些试图将每个人内心的抽屉标准化的努力，那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的经营者们正是这样做的。当他们使用“People's History,”“Stolen Continents”或“Commodity Aesthetics”这样的标签来将图书分类时，他们不仅是在显示自己藏书之全。这是一种挑战。或者，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在撼动你的思维（mind-shaking），让你不再想当然地认为这世界上只有王侯的历史或者维纳斯的美学。拥有抽屉是一种权力。但必要时，砸碎它们才能迎来崭新的世界。  March 28 拧巴的心灵,牛逼的食品---- 记一群黑人有为青年
无论在费城的中央车站,还是在华盛顿喧闹的中国城,你都可能会看到一群热情的黑人小伙子拿着麦克风用巨大的扩音器向路人布道。尽管扩音器的音量大到令人根儿颤，路人的表情也经常是两根横线三根竖线，但这并不能阻挡这些青年人的满腔热血和唾液。
他们所宣传的理念非常的有意义，那就是真正的犹太人都是黑人，Gay都应该下地狱。对，他们就是传说中的African Hebrew Israelites。朋友，如果你还没听说过这样一个黑人团体，那说明你是正常的。这些黑人青年认为他们才是古以色列人的真正后裔，而现在的犹太人盗窃了他们的身份。作为走失的十部族（The Lost Ten Tribes）中的成员，他们的祖先从以色列流落到了西非，并从那里被贩运到了美国。
这些青年有着十分崇高的信仰。他们坚信，当耶稣再次降临世上，所有的白人都会被奴役，作为他们曾经奴役“以色列的孩子”的报复。他们认为圣经允许一夫多妻，并且婚姻只限于男女之间。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认为黑人妇女是黑人社区败坏的罪魁祸首，因为她们的生活方式（滥交、女同）使她们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者。当然，使这些青年获得瞩目的是他们对同性恋不羁的态度。在一篇广受关注的访谈中，有着这样坦诚的对白：
What do you believe should happen to gay men who choose to remain gay?
They should be condemned to death. That's what it say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s.We don't say they'll be delivered to hellfire like Christians, though. Christ can deliver who he wants to deliver. We can't say whether he'll deliver them or not. 不过，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群体也有其温柔的一面。他们中间不那么喜爱抛头露面的一支在美国各地经营着一个低调chic的素食连锁店：骚灵素食（Soul Vegetarian）。因为相信创世纪（1：29）中上帝的教导，他们坚持着全素的饮食。当我走进那间位于华盛顿佐治亚大街上的骚灵素食时，我顿时为其低调的气质所折服-- 什么也没有。除了几张桌椅和一个冰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餐馆外，一个面无表情的善良黑人青年就是唯一的服务人员。在他的指引下，我精心挑选了一个3菜的盒饭（Platter）。其中，那个全素的Mac & Cheese让人不禁赞叹仿制奶酪的拟真程度；那个咖喱腐皮则让人赞叹：原来腐皮可以这样做！还有糖烤白薯（Yam）,甜得让人拍案骂娘。整个菜式组合让人十分惊艳。食罢，再要一份100%全素的Carrot Cake,甜酥适中，令人心旷神怡。
正在饱食发呆之时，旁边一黑人小哥微笑致意。此君头戴一顶白色丝网小帽，面目清秀，身材瘦削，自报姓名曰Raz Israel，乃一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手拿裸盘若干。我一想，好名字！定是此间人士。此君见我非黑非白，便索要我真名。我推托道，我真名乃汉语，兄台听了也未必明白。此君微笑摆手，说小兄弟你小看我了，敢问你是说满洲话广东话亦或上海方言？我正惊时，但见此君撩起右手袖管，露出纹在臂上三个大字：
“革命家”
完  February 23 后来, 他们都哭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能让热血二逼青年觉得还有玩的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大概还没让人绝望。
这部叫做“Can Mr.Smith Get to Washington Anymore?”* 的小成本纪录片如实记录下了圣路斯的一个30岁的年轻教师竞选国会议员的失败经历。它提供了一个管窥美国基层政治的样本，让我们得以体会其中的扭曲、无奈以及希望。
史密斯是密苏里州的圣路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历史系讲师。刚刚得到博士学位的他得知该州一位老众议员要退休的消息，便异想天开地打算竞选他在国会中留出的空位。说他异想天开一点也不为过，这个年轻人身材矮小，面相平庸，讲话还带一种滑稽的口音。这件事他老妈第一个反对，说你刚念完PhD,消停点儿吧！结个婚先！更何况，这个国会空位早已被实力人士盯上了。这个叫卡拉汉的高大英俊的帅哥，父亲是密苏里州前州长，母亲则更是该州现役参议员，在密苏里是名副其实的望族，妇孺皆知。太子党视议员席位为囊中之物，政治生涯的华丽起点，你一个萎琐文科男作什么美梦呢？
米歇尔的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The Iron Rule of Oligarchy）在美国这个国家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认为由于人有渴望“被领导”和“被代理”的惰性，因此在设计再好的制度之下，权力也会逐渐向少数愿意去争取它的人那里集中。有研究认为美国实际上只掌握在大概六万个政治经济精英的手中。而政治精英们往往通过组织严密的主从利益链（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用分发政治经济甜头给“自己人”的方式巩固权力。这种权力交易最密集的地方无疑就是华盛顿，以至于任何一个以“新来者”姿态出现的政客都要以“华盛顿圈外人”（Washington Outsider）的身份，与那个由利益集团说客、党团和朝中权贵交织的网络划清界线。家族政治，无论是广为人知的肯尼迪、布什、克林顿，还是稍微低层一些的卡拉汉，就是这寡头统治的最好注脚。
在这种情势下，史密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会有什么胜算呢？他的竞选班子倒是没有那么悲观，尽管他们大都是圣路易斯华大的本科生，政治经验尽数显示为0。但可别以为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只是玩玩而已。他们所设计的竞选策略绝非无的放矢：用史密斯坚定的自由派立场争取对布什政府失望的左翼选民，并用他曾经担任一个黑人社区中心主任的经历拉拢区内黑人选民，以此对抗精英的共和党对手卡拉汉。他们看准了所在选区较小的特点（约10万人），这意味着在多人竞选的情况下选票差异将非常之小。传统的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手法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正处于美国选举政治的一次重大转变的当口。传统的机器政治，也就是依赖垂直动员的政宣模式，正在迅速地向依赖横向动员的“Youtube政治”转变。垂直动员依靠的是从政治领袖到基层选民之间环环相扣的动员链条，依靠的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关系。它往往需要门对门的接触、沟通，靠熟人带熟人。州组织者召集相识的市县组织者；市县组织者召集相识的社区组织者；再由最基层的社区组织者，也就是所谓的步兵（foot soldier），把自己所在社区的熟人亲友组织起来。一个成熟高效的垂直链条就是一部机器。这样的政治动员模式曾经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领一时之风气。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以及大城市治安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一种横向的、网络化的、依靠价值观和政治诉求而非熟人关系进行动员的政治模式正在迅速成为新的范式。奥巴马的成功正是这种这种新模式与旧有的机器完美结合的产物。那千百万通过奥巴马的竞选网站向他捐款的人可能相互都未曾谋面，纯然是出于对其价值观及理念的认同慕名而来。但是，当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政宣攻势将他们带来之后，他们之中最死心塌地的一部分人就会自愿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自己的社区中“广泛发动群众，”终于造就了被称为美国史上最高效的政治机器。
但依赖新媒体的横向动员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却是有利于“有钱人”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实力购买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宣传自己的“理念。”这一点倒是帮助了史密斯一把：狭小的选区使得对手的资金优势并不能完全转化为胜势。他的稚嫩竞选团队于是开始了一场工兵式的“机器制造战。”他用笨办法，尽可能多地给选区的选民打电话，坐着的时候打，走路的时候打，开车的时候打。通过这些电话，他掌握了区内民众的基本选举取向。一通典型的电话可能是这样的：
“您好，我是史密斯，正在竞选本州众议员，您有时间听我谈谈吗？”
“请问你支不支持堕胎？” “我支持妇女有选择要不要孩子的权利。” “抱歉，我不能投给一个支持堕胎的人。” “好的，谢谢。” 他把这些信息编号输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并开始对态度摇摆的选民开展进一步的攻坚战，比如登门拜访和投放录像带。对于较为支持他的选民，他则需要舔着脸向他们要捐款，或者发动他们成为他的社区组织者，为他组织家庭演讲会（也就是在这些人家的客厅里向他们的亲友宣传自己的理念）。在这种近乎疯狂的、从零开始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史密斯开始渐渐地引起当地媒体的一些注意。那些媒体评论员们忽然间注意到，一场原本没有任何悬念的选举似乎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迹象。他们开始质疑家族政治这件事。一位评论员甚至在节目中带着赞叹地口气说：“史密斯是唯一一个敲过我家门的竞选人！”
媒体的注意显然悄悄改变了战局。一个显著的迹象是，卡拉汉开始在自己的新闻稿里攻击史密斯了。甘地的著名论断似乎正在应验：“一开始他们忽略你，接着他们嘲笑你，然后他们攻击你，最后你赢了。”卡拉汉的攻击打开了更多媒体曝光的机会，这些年轻人开始寻找任何可以在媒体上回击卡拉汉的机会，他们分析不同的媒体策略，不亦乐乎。
在选举的当天凌晨三点，这帮大学生在学校旁边的一家烧烤店吃着东西，安排这最后一天的终极动员令。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或是去敲这家的门，或是开车把离投票点较远的人送过去。史密斯则从一大早就站在投票点的门口，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握手道谢，他的愚公移山精神使他几乎认识每一个他的选民，他与他们交谈、拥抱，直到夕阳西下。
这是一个疯狂的季节的终点。那些凌乱的办公桌、那些凌晨的咖啡、那些恼人的电话、那些争执、抱怨和拥抱，在投票点大门关闭的时刻全都结束了。最后的结果，史密斯仅以2%的差距输给了卡拉汉，是所有竞选人中唯一对卡拉汉构成了实质挑战的人。这个矮小的年轻人赢得了一些社区，输掉了另一些。
就在那个他们经常碰头的烧烤店外，史密斯向他的竞选团对道谢。那些穿这松垮衣衫的年轻人拿着大杯的可乐，沉默地看着彼此，然后，在圣路易斯耀眼的午后阳光下，抱头痛哭。
但这不是终点。事实上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场战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起点：史密斯的那位英俊的政治顾问，大四毕业之后就被招入纽约一位众议员的麾下；他的媒体顾问则直奔国会山，开始在更高的平台上角逐。史密斯本人则在第二年调整目标，顺利当选密苏里州州议院。或许有一天，他们中有人会走进那个著名的“War Room,”像当年比尔克林顿的明星团队James Carville和George Stephonopolous，或者奥巴马团队的David Axelrod和Jon Favreau (这个年仅27岁的speech writer)那样，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或是为了自己所支持的理念与信仰拼死一搏，并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刻喜极而泣。那会是不一样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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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能让热血二逼青年觉得还有玩的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大概还没让人绝望。这话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国家。毕竟，我们一不是古巴，二不是坦桑尼亚，三不是伊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比缅甸幸运。
* 片名衍生自美国三十年代的著名影片"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讲述一个年轻的新人参议员与腐败的华府政治势力斗争的故事。
  January 18 一个能get冯小刚的美国青年今天与我们学校俩美国北漂在朝阳门吃饭。其中一个戴四个耳环的俄亥俄州小帅男青年已经在北京混了两年半了，能讲一口京味儿普通话（据说是跟他host family的那个每天早上都要喝二锅头的北京大爷学的，这个大爷的故事先按下不表）。这小青年最近正帮央视纪录片中心的头儿作翻译，跟着他们拍修缮故宫的事儿，把咱中国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稀世珍宝都见了（关于故宫的故事先按下不表）。席间谈到最近热播的大片儿，这青年先是盛赞了叶问。我心说，丫美国人就喜欢看功夫片儿，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话锋一转，这青年突然向我发问：“非诚勿扰你看了没有？”（此处未作翻译处理）我心中一阵鄙夷地笑，却装作关心地问道：“你能看懂冯小刚么？”“还行吧，故事不错，冯小刚很北京。” “……”
这就是传说中能get冯小刚的美国青年。
这次在北京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一种叫UNI QLO的羽绒服。似乎在一夜之间它就把它的戳儿盖满了整座城市。可是一般来说不能发音的东西都是可疑的东西，咱们静观其变。另外，我住的这家如家似乎是一个开房胜地，经常有操着北京口音，带着北京市身份证的小男女、小男男和小女女们出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地段又好，床单又舒服，价格又实惠，还metro accessible。再说一遍，是北新桥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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